今年是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40年来，现行宪法有力推动和加强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力推动和保障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以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为契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化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制定和实施宪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苦苦寻找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一些政治势力试图按照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对我国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良，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后，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成功在中华大地上制定和实施具有鲜明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法，在我国宪法发展史乃至世界宪法制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集中了人民智慧，体现了全体人民共同意志，实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高度统一，克服了一切旧宪法只代表少数人意志、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弊端，因而得到最广大人民拥护和遵行，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 1982年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后，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大先后5次对这部宪法的个别条款和部分内容作出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修正。这些修改，对于完善发展我国宪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高党的依法治国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全面依法治国，从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来谋划、来推进，推动我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先后就全面依法治国、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等作出重大决策，设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健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制度性安排，党对全面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积极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在宪法修正案中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的宪法保障更加健全。着力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宪法相关法律制度和机制，宪法实施更加有效。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加强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宪法监督水平稳步提高。设立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广泛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全社会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显著增强。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有效实施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制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一国两制”实践的法治保障更加有力。 事实表明，新时代十年我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监督取得重大成效，全党全社会宪法意识明显提升，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果丰硕。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党总结运用历史经验，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勇于推进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创新，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深化了对我国宪法制度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我国宪法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实施的根本保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充分发扬民主，领导人民制定出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领导人民实施宪法，确保我国宪法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 二是必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最根本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才能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是必须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我国宪法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只有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才能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 四是必须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宪法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是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重大制度和重大事项，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总括性、原则性、纲领性、方向性。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法规的总依据、总源头，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只有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坚决维护和贯彻宪法规定、原则、精神，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 五是必须坚持宪法实施与监督制度化法规化。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必须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法规体系保证宪法实施，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加强宪法监督，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六是必须坚持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七是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宪法。宪法作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体现党和人民事业的历史进步，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只有紧跟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遵循法治规律，在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前提下，推动宪法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作出新规范，才能永葆宪法生机活力。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强调要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增强宪法自觉，加强宪法实施，履行宪法使命，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好发挥我国宪法制度的显著优势和重要作用。我国宪法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无法保证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实施。 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我国宪法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确保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坚定政治制度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决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 第二，把宪法实施贯穿到治国理政各方面全过程，不断提高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能力。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法律依据，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最高法律规范。提高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能力，必须把宪法实施贯彻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部实践中，贯彻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首先要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支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要把贯彻宪法法律落实到各级党委决策施策全过程，坚持依法决策、依法施策，守住不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底线，确保决策施策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第三，加快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增强法律规范体系的全面性、系统性、协调性。坚持依法立法，最根本的是坚持依宪立法，坚决把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贯彻到立法中，体现到各项法律法规中。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违背宪法规定、原则、精神的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予以纠正。 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要全面发挥宪法在立法中的核心地位功能，每一个立法环节都把好宪法关，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体现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要落实宪法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责，发挥其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维护国家安全所急的法律制度，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要坚持系统观念，全面完善法律、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体系，使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第四，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宪法实施和监督水平。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必须坚持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全面贯彻，坚持宪法实施、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系统推进，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确保宪法得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要完善宪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宪法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推进宪法监督的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提高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能力和质量，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积极回应社会各方面对涉宪问题的关切。 第五，加强宪法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不断提升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的说服力、影响力。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必须坚持宣传、教育、研究共同推进，坚持知识普及、理论阐释、观念引导全面发力，推动宪法深入人心，走进人民群众，推动宪法实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要完善宪法宣传教育工作格局，深化宪法宣誓、宪法纪念、国家象征和标志等制度的教育功能，推动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抓住青少年、网民等重点群体，抓宪法纪念、宪法宣誓、宪法教材建设等重点载体，抓学校、社区、媒体等重点阵地，持续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要结合当代中国宪法制度和宪法实践，加强中国宪法理论研究，提炼标志性概念、原创性观点，加强中国宪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巩固中国宪法理论在我国法治教育中的指导地位。要讲好中国宪法故事，有自信、有志气宣传中国宪法制度、宪法理论的显著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有骨气、有底气同一切歪曲、抹黑、攻击中国宪法的错误言行作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说过：“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我们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编纂《复兴文库》，是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在我们党带领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这部典籍的出版，对于我们坚定历史自信、把握时代大势、走好中国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通过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不懈努力，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和正确道路指引，凝聚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中国人民就能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一代代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和优秀儿女探索、奋斗、牺牲、创造，留下了大量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的珍贵文献。编纂出版《复兴文库》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就是要通过对近代以来重要思想文献的选编，述录先人的开拓，启迪来者的奋斗。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以史为鉴、察往知来。我们要在学好党史的基础上，学好中国近代史，学好中国历史，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已经干了什么、还要干什么，弄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萃取历史精华，推动理论创新，更好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坚定理想信念，凝聚精神力量，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和力量，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光。

作者：马克思　恩格斯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一、资产者和无产者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在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象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的时候起，你们说，个性就被消灭了。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及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名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1。反动的社会主义（甲）封建的社会主义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一部分法国正统派和“青年英国”，都演过这出戏。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论。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这种掌握，就象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大家知道，僧侣们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对世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作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作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渐渐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学的天真。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象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的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式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些行政上的改良，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反对宪章派，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反对改革派。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同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的关系。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刘宇祥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江西井冈山343600） [摘要]习近平三上井冈山三论井冈山精神。一上井冈，论浙江经济发展需结合井冈精神，敢闯新路，强化前列意识；二上井冈，论井冈山精神的时代力量，密切联系和服务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就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和时代力量；三上井冈，论穿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在实现“四个全面”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习近平；三论；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无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魂牵梦萦的故乡；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定信仰，汲取力量的沃土。时光变迁，岁月流逝近90载的今天，“井冈山”这三个字依然能够掷地有声，响彻华夏大地。它缘于启蒙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与探索；缘于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道路；缘于为新中国奠定了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土地革命建设的坚实基础。所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井冈山充满了敬仰和怀念之情，并以自己的理解对深邃而丰富的井冈山精神加以诠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如此，他对井冈山精神的深刻领悟，对井冈山人民的深情厚意，和对老区建设的拳拳之心具体就体现在他三上井冈，三论井冈山精神之中。 一上井冈，论浙江发展需结合井冈山精神 2002年，习近平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当时因中央实施宏观调控后，浙江经济曾一度陷入“生产缺电、建设缺钱、招商缺地”的困境，在荆棘密布的改革道路上，习近平积极调研，在上任后的9个月时间先后在69个县市区进行调研。此后的几年中，他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同时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采取“倒逼机制”，通过拉动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大需求，制定出让浙江在经济上与上海一争高低的“八八战略”，使浙江的ＧＤＰ、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保持逐年上升趋势。但浙江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在许多方面如社会治安、失业和社会保障、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人民内部矛盾等等，都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让浙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发展，因此他通过“法治浙江”纯净政坛，要求领导干部做到“权为民用”达到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 为了全面教育各级党政干部，加快浙江经济社会发展，2006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于3月29日在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柱，省委副书记、省长黄智权，吉安市委常委、井冈山管理局党工委书记、井冈山市委书记吴敏等人的陪同下，带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开始了在井冈山的瞻仰学习活动。在井冈山烈士陵园、黄洋界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考察时他怀着崇敬之心，认真聆听解说，重温先烈们的光辉业绩，感悟光荣伟大的井冈山精神。 在学习考察中，习近平指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要用井冈山精神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推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各项工作，加快浙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把先辈们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瞻仰学习中他深情地说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锻造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成为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井冈山的干部群众创造了许多成功的作法和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们要把弘扬浙江精神与学习井冈山精神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浙江精神的与时俱进，为加快浙江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1] 这是习近平同志首次登临井冈山，并公开论述井冈山精神。从习近平同志的深情讲述中，我们至少可以解读出三层要义： 第一，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是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锻造的。 井冈山斗争时期，最壮怀激越的就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领导、指挥下，同仇敌忾，英勇不屈，同反动军队进行殊死搏斗。为了表明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决心，红军指战员们在脖颈上都系有红带子，取名“牺牲带”。“为主义而牺牲”，这是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崇高境界，同时也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奉献精神！在短短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时期，井冈山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红色政权的巩固，他们倾其所有，奉献出自己的粮食、财产，以至宝贵的生命。”这就是井冈山精神中最撼人魄的“无私的奉献”精神，在这种精神的烛照下，无论是广大红军将士，还是广大地方干部、人民群众，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抱着坚强决心，同敌人作坚决斗争，从而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时深情地说，为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他希望大家“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初到茅坪参观时语重心长地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江泽民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末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时，写了“继承和发扬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的题词，他还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指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无私奉献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随着社会的变革，当今许多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嬗变，在这严峻的形势下，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井冈山精神始终是激励全国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二，井冈山的许多成功的作法和经验，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通过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和倡议，并发出弘扬井冈山精神的伟大号召。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并辐射出一种无形的光辉和卓绝的道德人格力量，成为一代代建设者、拓荒者的精神动力。比如：以艰苦创业为本体的大庆精神，以无私奉献为核心的雷锋精神，以顽强拼搏为特征的亚运精神，以开拓创新为基调的张家港精神，以密切联系群众为灵魂的孔繁森精神，等等，都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源于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源于一切为了人民解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源于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的爱国情怀。而这一切的总源头都是我党最早培育的井冈山精神。“为有源头活水来”，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总源头，在革命和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涌现的种种革命精神，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都闪烁着井冈山精神的光辉。 然而，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的自由度大多了。少数党员干部挡不住物质及灯红酒绿等的诱惑，井冈山精神忘了。头脑中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等错误思想抬头，权钱交易、贪污贿赂等丑恶现象重新滋生蔓延，污染社会。因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必须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发扬井冈山传统。井冈山精神所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无私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之意。今天的时代氛围与物质条件跟井冈山时期比是大不相同了，但理想信念仍然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无私奉献精神仍然是我们的道德规范，艰苦奋斗仍然是我们不可缺的传家宝。只要我们保持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精神状态，就能永葆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就能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向更高层次发展。 就井冈山精神发祥地的井冈山其本身的经济发展而言，近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井冈山精神的激励鼓励下，井冈山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财政总收入逐年大幅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尤其是旅游知名度空前提升，旅游经济屡创新高。而随着井冈山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之所以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长足进步，主要还得益于，井冈山充分发挥红绿交相辉映的资源优势，紧扣"红色摇篮、绿色家园"这个主题，围绕将井冈山打造成为“圣洁、纯净、精美、和谐、震撼、大气”的“中国红色旅游首选地”和“观光度假休闲胜地”的发展定位，充分调动全山上下的积极性，高举红色旗帜，做足绿色文章，彰显家园魅力，展现“五彩井冈”，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让人民群众能够得到实打实的“红利”，让习近平同志感觉特别震撼，因而，他在考察期间，从心底自然而然地发出了“井冈山的干部群众创造了许多成功的作法和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赞叹，这既源于他的战略眼光，也源于他的高瞻远瞩。重要的是，他对井冈山有深厚的情结，并为他此后二上、三上井冈打下了弥足珍贵的感情基础。 第三，要把弘扬浙江精神与学习井冈山精神结合起来，为加快浙江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何为“浙江精神”？“浙江精神”有哪些特点？时为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精辟分析为：“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浙江精神世代传衍，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图治，开拓创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2] 正出于对“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的深层理解，习近平同志不仅感受到了中国革命的精神和传统是中国建设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浙江的发展需要井冈山精神的底蕴。因为井冈山精神正是诞生于中国革命进入最困难，也是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毛泽东、朱德等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井冈山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从此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从这里才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和胜利。正如他今年2月在井冈山视察时所说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同时，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也从此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信仰信念、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不惧风雨，敢闯新路，穿越惊涛骇浪，甘洒热血写春秋。这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强大精神力量正是浙江在全面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所需要的，井冈山精神将为浙江乃至全国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现实的借鉴意义和精神支柱的作用。浙江只有将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与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结合起来，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才能做时代的“弄潮儿”。 事实证明，习近平的这种思路引领着浙江的发展走出了困境。浙江改革始终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有机结合中推进，这是井冈山“实事求是闯新路”精神的具体体现。这些年来，浙江省委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不动摇、不停步，不懈怠、不折腾，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一贯到底，认真续写“八八战略”这篇大文章,推动浙江各项事业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中科院《2013科学发展报告》显示，浙江GDP发展质量指数居全国第2位。[3] 二上井冈，论井冈山精神的时代力量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10月13日至1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再次登临赣鄱大地。 10月14日习近平第二次来到井冈山。和第一次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上井冈山时相比，这次的他更多了一份从容和对井冈山精神更深邃的理解和思索。在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新雄，吉安市市长曾庆红，井冈山管理局局长、井冈山市市长梅黎明等人的陪同下，他缓步登上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瞻仰大厅敬献了花篮、花圈，表达了对革命先烈深切的追思。他包含深情地说：“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为我们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们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进我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我们要把继承优良传统和坚持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解放思想和尊重执政党建设规律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党的建设中的新问题，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建工作的水平。”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他认真了解井冈山斗争史，不时地停留在照片、文物前，久久驻足，仔细端详，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探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培育的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同时还对我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浴血奋战的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的诸多革命精神，如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内涵进行讨论和诠释，并且指出，这些精神是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在茨坪毛泽东同志旧居内，他与纳鞋底、打草鞋的老人家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收入；向从事红色旅游事情景再现的当地群众询问当地特产茶叶、香菇、笋干的销售情况，鼓励他们一定要继承井冈山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习近平语重心长地说：“要把井冈山精神发扬光大，与时俱进。” 在山期间习近平还视察了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就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弘扬井冈山精神和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同师生进行了座谈。习近平指出：“你们利用井冈山及周边地区独特而丰富的教学资源，大力开展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积极探索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学方法、方式，努力把井冈山这个革命摇篮变成了一个现场教学的大课堂。”[4]习近平对近几年来井冈山的红色培训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当习近平第二次来到井冈山视察，脚迈进田间地头，目光投向人民群众时，他脑海中的井冈山精神所具备的时代价值就是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井冈山精神中蕴含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了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而制定的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军民齐心协力，硬是靠着肩扛背驮将30万斤的粮食运上井冈山；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二次“会剿”保住革命根据地，全民参战配合红军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最后取得的以少胜多的黄洋界保卫战。这些凝重的历史都充分体现了当时我们的党、红军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亲情的关系。在他看来，只有密切联系和服务群众才是今天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时代力量，只有像井冈山时期那样始终把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坚持执政为民，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才能构筑反腐倡廉的大厦。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关心着革命老区，牢记着我党的优良传统，这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思想，使我们党不断从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和走过的艰难历程中吸取着精神的养料。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历史学习。习近平同志更是善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进行治党治国理政，他经常引述历史、分析历史、总结历史，并不断号召大家从中吸取正能量。2014年6月25日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正是这段饱含着无数革命先烈鲜血的党史和国史，蕴含着我党丰富的治党治国理政的艰辛探索、成功实践和深层规律，我们党也正是从不断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一步步走向成熟，并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三上井冈，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2016年2月2日，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农历猴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江西，来到井冈山，深入乡村、企业、学校、社区、革命根据地纪念场馆调研考察，看望慰问广大干部群众和驻赣部队，送来了党中央的亲切关怀，给江西人民以巨大的鼓舞。这是十年之内习近平同志第三次上井冈山。 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深情回顾井冈山斗争的光辉历程，对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进行了系统全面和高度精确的评价。习近平强调，“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长具有关键意义。”“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5]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革命现实，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思想，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同时，井冈山的斗争也给我们留下了最为宝贵的财富——井冈山精神。从革命到建设，到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井冈山精神走过近90年的风雨岁月，历久弥新。井冈山精神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不受时间所限，能够穿越时空，在不同的时代都能放射出新的光芒。在中华民族崭新的历史纪元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三上井冈山，重温井冈山斗争的光辉历史，重提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是对历史的深入思考，是对未来的自信展望。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反腐倡廉进入深水区、精准扶贫进入冲刺期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再提井冈山精神，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结合时代的使命，对如何率领全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的科学回答。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井冈山坚定执着追理想的精神。 习近平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也是共产党人立身、处世、干事的精神支柱。80多年前，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在有些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之际，毛泽东同志以一位伟大革命家的胆魄和大无畏精神，在茅坪八角楼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全面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阐述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作出了坚决的回答，坚定了大家对革命必胜的信心，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方向。虽然也有一些人悲观失望甚至叛变投敌，但更多的共产党人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信念，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近5万名革命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的就是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他们奉献青春和生命的执着追求，最终换来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凝聚的红色基因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了革命胜利和祖国建设而努力拼搏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正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二）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任务，需要井冈山实事求是闯新路的精神。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1927年10月，当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全国各地按照苏俄模式举行的武装暴动纷纷遭致失利的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同志毅然将革命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根据中国的国情，经过艰辛探索，最终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人民富起来，让国家强起来，同样是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结果，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由此，也更增强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不是固定不变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变了，发展理念就自然要随之而变。如果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发展理念就会失去引领性，甚至会对发展行动产生不利影响。历史告诉我们，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崛起、一个国家梦想成真的关键性先导力量，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决定性因素。革命如此，建设和改革也如此，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敢于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善于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各种问题。面对深化改革的硬骨头，面对发展中的突出短板，每一名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地弘扬井冈山实事求是闯新路的精神，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在实践中迎难而上、奋发有为，带领人民不断取得新胜利。只有继续发扬闯的精神、创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善于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各种问题，才能使我国处于关键历史期的各领域改革全面推向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的事业才能继往开来、薪火相传、与时俱进，中华民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坚定反腐倡廉，需要井冈山艰苦奋斗攻难关的精神。 艰苦奋斗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地不但要应对国民党军队频繁的军事进攻，同时也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物资条件匮乏的局面，但中国共产党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红米南瓜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靠的就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井冈山物质生活极其清苦的时期，红军战士在艰苦的井冈山岁月，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思想更加统一，信念更加坚定，作战更加勇敢，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现在我们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艰苦奋斗的本色永远不能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弘扬井冈山精神就是要保持戒奢戒侈、戒骄戒躁，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不丢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不丢廉洁奉公的高尚情操。历史告诫我们，没有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就不可能有永远摧不垮、打不烂的民族精神 。越是胜利、成功、顺利和安逸的时候，越要保持高度警惕，保持头脑清醒。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优良传统和传家宝。中国共产党靠艰苦奋斗起家，也只有全体共产党人不忘艰苦奋斗的传统和精神，保持艰苦奋斗本色，不丢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不丢廉洁奉公的高尚操守，逢事想在前面、干在实处，关键时刻坚决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天，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壮大，才能永远保持我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井冈山依靠群众求胜利的精神。 依靠群众是井冈山斗争坚持和发展的重要法宝。井冈山时期我党在这里创造性地开展群众工作，把“做群众工作”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始终坚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基本原则，把分散的民众转化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党、红军和群众始终保持着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密切联系，筑成了一道军民共同对敌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中国化的新篇章。 群众路线彰显着共产党人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也是共产党人最宝贵的政治品格。“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要战胜这些困难，只有一心为了群众，全力依靠群众，实实在在帮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才能赢得群众信任，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认真践行党的宗旨，努力提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发扬井冈山时期的优良传统，依靠群众汇聚起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才能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崇高的精神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不受时间、空间所限，是能够穿越时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坚定理想信念、秉承实事求是、传承艰苦奋斗、坚持服务群众。正如今天每一位来井冈山学习培训的共产党员们在对照80多年前同样身为共产党员的那群革命志士，他们坚定不移、英勇无畏、无私忘我的一幕幕鲜活事例总是会让他们热泪盈眶，心潮澎湃，让他们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跨越时空的力量就是一种传承的力量，也是不可磨灭的红色基因在血脉中的延续。这是凝聚起今天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的井冈山精神，更是是在不同的时代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芒的井冈山精神。 习近平三上井冈，三论井冈山精神正是要号召所有的党员干部要将这块红土地上沉淀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永远的铭记和弘扬，要以史为镜，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员干部的红色基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来践行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正如他在江西看望广大干部群众时指出：每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把理想信念作为照亮前路的灯、把准航向的舵，转化为对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对本职工作的不懈进取、对高尚情操的笃定坚持、对艰难险阻的勇于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三论井冈山精神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是我们坚定信念，砥砺前行的巨大动力。我们一定要把光荣的井冈山精神宣传好、传承好，以实际行动回报习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和亲切关怀，让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在实现“四个全面”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促进浙江又快又好发展[N].浙江日报，2006-06-12. [2]习近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N].浙江日报，2006-02-05. [3]“八八战略”在浙江的生动实践[N].浙江日报，2014-12-25. [4]习近平在江西调研考察纪实：在科学发展道路上阔步前进[N].江西日报，2008-10-17. [5]东风送暖入赣鄱——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在江西看望慰问干部群众纪实[N].江西日报，2016-02-04. Xi jinping, three of the spirit - Liu Yuxiang (the jinggangshan revolution museum, jinggangshan jiangxi 343600 China ) Abstract:Xi jinping, three on three of the spirit of the jinggang mountains. Jinggang, on the theory of zhejiang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jinggang spirit, aggressive new road, strengthen leading consciousness; 2 on jinggang, theory of era of jinggangshan spirit power, close contact and services to the masses, everything for the masses, all rely on the masses is our party's biggest political power and time; Three jinggang, theory of jinggangshan spirit through tim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new era, the firm insists persistent chase ideal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nto the new road by relying on the masses, the arduous struggle against difficulties, strives for the victory, let the spirit of jinggangshan across space and time in the "comprehensive" four goals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play a huge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dream. key words:Xi jinping. The three; Jinggangshan spirit [作者简介]刘宇祥，男，江西莲花人。1963年5月生。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与井冈山精神。 联系电话：0796－6558816 13807966878

作者：陈金龙（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者按】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问世后，引起广泛关注。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90年过去了，再读《报告》，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调查湖南农民运动不单是为了回应党内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还有其认识、实践、心理基础；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农民作用的肯定、对农村建设的关注，仍不失其当代价值。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5月、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向导》周报刊发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在《报告》发表90周年之际，本文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对其历史作用和现实启示略作解读。 只有经历调查才有发言权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社会、了解社会。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74页）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1925年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回韶山养病。于是他利用这一机会在韶山进行社会调查。经过同各类人士接触、交谈，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1926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深感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7页）。因此，国共合作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调查，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1927年1—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79页）。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报告》的主要内容。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有一点“乱来”，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毛泽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他看来，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农民是“革命先锋”。国民党右派关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说法是道听途说，缺乏调查基础；而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结论是基于实地调查，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舆论混杂、是非难辨的情况下，有利于赢得话语优势和话语主动权。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报告》时说：“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威性。”（《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湖南农民运动的亲身经历，使他说这番话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当前，中国农村处于变革之中，各级领导干部制定农村政策，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仍需要对农村进行调查；在对农村进行调查时，要开调查会，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进行实地考察，不能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只有经过充分的农村调查，才能制定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状况的改革发展政策。没有农村调查，就没有资格在农村问题上发言。 充分重视农民的力量毛泽东在农村环境下成长，尊重农民、敬畏农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在寻找中国革命力量时，如果说1924年前对工人关注较多的话，那么，1925年后则将目光主要聚焦于农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通过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及形成原因的透彻分析，认识到中国农村所蕴藏的革命力量。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即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强调将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中国革命力量。6月，毛泽东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民问题时，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得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的结论。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说得更直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3页、第166页）。这些认识，揭示了农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为毛泽东在《报告》中定位农民及农民革命的作用奠定了基础。在《报告》中，毛泽东依据自己的观察，断言“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这是对农民运动革命性、正义性的总体肯定，彰显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在《报告》中，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种。在他看来，富农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页、第20页）。农民的力量，来自农民的组织、农民的武装、农民的权力，来自针对农民的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农民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推翻农村社会的封建统治，建构新的社会基础、社会秩序。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逐渐缩小，但农民的绝对数量仍不容忽视。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依然需要依靠农民力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需要农民的智慧和探索；农民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基本利益诉求。 农村建设任重道远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村革命，也非常关注农村建设和发展。1926年6月，他为第六届农讲所学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时指出：“农村教育是现在社会很大的问题”，对当时农村盛行的封建教育表示了极大忧虑。8月14日，毛泽东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身份参加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5页）他鼓励与会代表到民间去，直接指导农民，从根本上救治中国农业。在《报告》中，毛泽东所关注的14件大事，既是农民革命的内容，也是农村建设的重点。如通过农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武装，建设廉洁政府，破除迷信与神权，普及政治宣传，严禁牌、赌、鸦片，办农民学校，建立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坝，实际上已涉及农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毛泽东期待通过农民革命改造农村权力框架，实现农村制度变革，改良农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也应当看到，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有些传统观念制约了农村发展，部分农村尚未走出贫困状态。如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农村成为现实；如何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同步推进，在完善村民自治、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协调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如何在谋求农村发展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道路，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22日11版）

作者：王天丹（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作为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当时整风运动也在军队开展并且取得了重要成果。抗战初期，人民军队中也不同程度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和违背游击战战略方针、不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等政治、军事上的错误倾向，给党和军队带来损失。通过在军队开展整风运动，消除了错误思想，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取得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从苏联回到延安的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主张，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还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谈话和文章，在军队和根据地干部群众中产生了不良影响。王明等主张对国民党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给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打压和日军的重兵进攻下，敌后抗战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下降到5000万人以下，生产遭到破坏，财政经济极度困难。1942年6月16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对全军的整风工作做出了部署。军队中的整风具体做法是分系统来进行，主要分为军委直属（以下简称军直）系统、边区系统部队及高级干部系统来开展。军直系统参加整风学习的有1830人，以现任工作和文化水准为标准，将所有参加学习的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编为193个小组，其中高级干部79人，列入甲类。军直系统学习热情很高，将整风与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结合起来。通过整风达到了改进工作作风、讲政治、抓成效的目标，有力推进了军队各项工作的开展。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边区的部队展开了普遍的整风运动。大致可分为动员准备阶段、普遍开展阶段、检查总结阶段和深入提高阶段。通过整风，边区部队提高了党性，加强了服从党的领导的自觉性，特别是在延安召开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和闭幕式，还作了重要讲话。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也在大会上做了讲话。通过整风，使边区部队基本上克服了军阀主义思想残余和官僚主义作风，实现了党政军团结统一的良好局面。1943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在大后方工作的领导人和各根据地的军队领导、将领调回延安集中参加整风学习。从1943年8月起，聂荣臻、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高级将领集中到延安统一参加整风学习。延安部队的整风运动，使高级干部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政治思想和军事路线都是正确的，统一了思想，取得了重要成绩。通过整风运动，使我军思想作风转变、政治意识提高，形成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成果。通过整风运动，肃清了错误思想的影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政治地位，使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通过整风，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和其他错误倾向的干扰和危害，提高了全党全军特别是高级干部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正确性的认识，提高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威信和地位。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使全党全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达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全军对“毛泽东军事路线”是正确路线的认识也成定局，朱德在七大会议上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党的军事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它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整风运动，落实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抗战以来，随着各个根据地的发展和部队的壮大，个别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中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甚至出现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组织、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为此，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明确规定，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该《决定》要求，“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边区部队在整风运动中，下决心转变自身的形象，解决存在的问题，搞好与党政民的关系，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运动，将整风运动推向深入，主要包括：大生产运动、“双拥”运动（即拥政爱民、拥军优抗运动）、尊干爱兵运动和大练兵运动等。这些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其做法经验被批转全军和各根据地执行，对军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整风运动，形成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区所属部队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1944年，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起草的重要历史文件，系统地总结了陕甘宁边区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阐述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指出，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力量源泉，是军队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保证。肯定边区部队“一年时间，在边区部队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的问题”，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194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学习散发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通知》，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将该《报告》与“古田决议”并提，要求全军“根据古田决议”及该报告，用以检讨错误缺点，发扬优良成绩、达到改造政治工作的目的。该文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并把它作为建军和处理军党关系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加以明确，此后又多次下发全军学习。经过整风，提高了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消除了王明错误思想和其他错误倾向的干扰和危害。增强了党性，重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高了军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改进了部队的思想作风，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方略不能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治建军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新形势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要紧紧扭住政治建军不放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光明日报》（ 2017年02月22日11版）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领导很大的地区，担负很繁重的任务。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 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过去大家不注意，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在这方面大有进步，友好团结关系大大增进了。今后仍然应该不断注意。 三、“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⑴，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现在党内的语言比较一致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对什么是“中农”和什么是“富农”，就还有不同的了解。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⑵，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五、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六、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七、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⑶？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注　　释〔1〕 见《老子》第八十章。原文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2〕 见《论语·公冶长》。原文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3〕 延安是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安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毛泽东以此来比喻革命和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