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百姓——毛泽东生前用过的水桶 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是他一贯的思想作风，他与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从不搞特权、走特殊。他那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气质，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1928年5、6月间，毛泽东率领31团1连的红军战士来到永新西乡的塘边村进行农村调查，当时毛泽东就住在周香姬家，毛泽东刚到塘边村的第二天早晨，在外面散步、看书回来，一见到周香姬正手提一篮子苋菜、肩挑一担水桶，便急忙接过她肩上的扁担和水桶，替她挑了满满一担水，一直挑到周香姬家，倒进水缸里，大娘接过毛泽东手里的扁担，激动得热泪盈眶说：“毛委员，你着累，我老妪怎过意得去呢？”毛泽东微笑着说：“不累，不累，我有的是力气。”“您可是为我们百姓挑来了幸福水哟！”大娘更是感到一股暖流涌进心田。原来，周香姬唯一的儿子当兵上了前线，家里只留下儿媳和小孙女三个人，媳妇每天要忙于田间生产劳动，一大堆锁碎的家务落在了周香姬身上。 从此，毛泽东每天都坚持为周香姬挑水，并且帮着干些农活，周香姬很过意不去，有一次还偷偷把水桶藏起来，可是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又把水桶找出来挑走了。 1929年1月，井冈山不幸失守，土豪劣绅带着国民党反动派到塘边村为非作歹，杀害共产党员和红军干部，周香姬的家也遭到洗劫，敌人将他的粮食和鸡、鸭统统抢走，还将毛泽东挑过的这只水桶用枪托砸碎。周香姬噙着悲愤的眼泪，将破碎的水桶木片一块块收拢起来，请了一位木匠替她修理，又请了一位铁匠在水桶上加了道铁箍，把水桶修理得扎扎实实。在那漫长而艰苦的岁月，她珍惜地使用和保存着这只水桶，一看见它，心里就倍感亲切、踏实。 “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如今，人们一看见它，就想起毛泽东情系百姓，密切联系群众，时时关心百姓，帮助百姓，与百姓打成一片的思想作风。 土地革命时期编印的《阶级与阶级斗争》 毛边纸，土黄色，长方形，铅印竖排本。封面无存。全册共16页。其内容有：什么是阶级、中国有什么阶级、反动统治下的阶级斗争、苏区的阶级斗争、阶级消灭与共产主义五个问题。封底有该册子的保存者刘绍铅的红色小方印一枚。 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编印的一本小册子，具较高史料价值。 江西军区政治部翻印的政治课第三期教材《防空防毒》 毛边纸，土黄色，竖长方形，油印横排本，封面上半截刻印有“防空防毒”和“政治课材料（三）”、“江西军区政治部翻印”、“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号”文字。下半截刻印有红军战士用机枪打飞机的防空画面。纸线装订，全本共9页。其中含有训令第七号（关于防空防毒和与蓝衫社便衣队斗争的政治工作）4页。封底有该书的保存者刘绍铅的墨字及红色小方印一枚。 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过程中，国民党政府不惜重金从英、美、德等国购买大量的军用飞机，在中央苏区周边的重要城市修建飞机场，组建航空队，对中央苏区的重要城市尤其是军事目标、经济目标，以及中央机关驻地和城镇居民区等进行轮番轰炸投毒，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着严峻的生死存亡的考验。于是，全面开展防空工作，抵御国民党飞机空袭，成为中央苏区战略防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各级防空防毒组织，采取了各种行之有效的防空防毒措施，在防空领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最初的实践经验。1933年10月10日江西军区政治部翻印的一份学习材料，就是反映当时红军防空防毒的生动见证。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翻印的《毒瓦斯防御法》 毛边纸，土黄色，竖长方形，铅印本。封面中间竖印有书名“毒瓦斯防御法”六个仿宋字，右边左边各竖印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和“中央出版局印行”的文字。全本共8页。封面有该材料的保存者刘绍铅的墨字及小方印一枚。 这是1932年的6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翻印的一份学习材料，具较高的史料价值。 《革命歌谣选集》 毛边纸，土黄色，竖长方形，铅印横排本，纸线装订。此选集现存的革命歌谣有《十劝郎》《欢送少共国际师上前方》和《一九二九年的红军》等80余首。 红色歌谣是广大群众适应革命的需要创作出来的，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和鼓励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重视民间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即规定要运用歌谣等形式编写教材,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 这些红色歌谣，风格明快,曲调激昂,把新的革命词汇及革命道理融进歌体之中,并多有比兴的运用。一般章段、句式比较灵活。吸取了传统民歌的表现手法，又有一定的创造和发展。也有一些作品，由于流传时间短，艺术上显得粗糙。红色歌谣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革命教育作用。它在中国歌谣发展史上占有一定位置。 中共河西道委编印的《工农革命歌本》 土黄色，毛边纸，横长方形，纸线装订，油墨刻印本。此歌本是1931年中共河西道委编印，它收集了《十骂反革命》和《一九二九年斗争》等30多首当时风行的革命歌曲。 这些歌曲极大的鼓舞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斗争信心，促进了伟大的中国革命胜利，它是学习研究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中歌文化的珍贵资料。 中共湘赣省委印发的《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中阶级力量对比图解》 毛边纸，土黄色，竖长方形。封面有一竖形双黑线框，框内中间从上至下是“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中阶级力量对比图解”24黑字标题，竖排三行。左下方有“中共湘赣省委印，一九三二.十二.七”文字，共5页。 这本册子对于研究苏区反国民党“围剿”的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军区政治部编印的《术科教练分析表》 毛边纸、灰土黄色，竖长方形，铅笔刻印本。封面上是一竖形黑线框，框内右上角是一党徽和光芒四射的光束与下部的红军战士刺杀敌人组成了一幅画面，画面的上端有标题《术科教练分析表》7个黑色空心字和“江西军区政治部教导大队 编印”的文字。 这是土地革命时期印发的一本有关于军事训练方面的教科书，反映了当时红军士兵进行军事训练的内容，具较高的史料价值。制作：邹文波撰稿：汤根姬摄影：刘长生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记谭家述的一枚纪念章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精神永放光芒”的展厅内，陈列着一枚谭家述将军使用过的纪念章。 谭家述，湖南茶陵人。1909年8月出生于茶陵县龄肪乡中州村一个贫农家庭，1924年冬，只有15岁的谭家述因家境贫寒开始了他在药店的学徒生活。1926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在起义中谭家述因右腿负伤，前委委员彭湃派船把在起义中负伤的四五百名公务员转移到香港，结果第二天就被港英警察投入监狱，囚禁半月后，这批伤员被国民党第八路军李济深的部队押回广州，强迫他们当兵。1927年秋，李济深北上攻打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队开到广东韶关时，谭家述下定决心，决计逃跑，当他逃离回到湖南境内，才知自己早成了国民党的通缉犯，茶陵贴满了捉拿他的告示。时隔半月，躲躲藏藏的谭家述得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他立即赶到茶陵县找到县委书记谭思聪，重返红军的谭家述担任了茶陵县赤卫队队长。1928年1月，谭家述率领的农民自卫军从遂川黄垇回到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二营营长，部队进行休整后，毛泽东决定派谭家述回茶陵开展游击斗争，在第三次反“会剿”中，谭家述率领的游击大队，奉命固守九陇山。 1935年谭家述任红军大学第六分校校长，同年参加长征，任红六军团参谋长。抗战时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教员。1938年赴苏不久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历任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高炮指挥部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1987年8月11日，谭家述去世，终年78岁。1989年1月谭家述的家人把将军生前获得的一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捐赠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这枚纪念章由青铜材料铸成，形状呈五角星状，纪念章的上部是镰刀和锤子，象征着领导红军的中国共产党，纪念章正中是一名红军战士骑马吹军号，向前跃进的图像，下面铸有“1927—37，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的文字，这枚纪念章是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以后，为纪念红军成立十周年，红军总部在1937年9月，在延安为全军颁发的。当时究竟制造和颁发了多少枚，现在已无法统计。这枚纪念章保存至今的也已极少。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按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这枚纪念章就是为纪念1937年红军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改制为“八路军”所做，而获得者必须是1937年7月7日以前红军正规部队的在编人员，这也是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史划分红军时期与八路军时期的时间依据。当时红军战士对“红军”的光荣称号有着深厚的情结，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军的胜利是用无数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的鲜血乃至生命换来的，对红军部队在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要把红军的红五角星、红领章取下来，而改为佩戴国民党标志的青天白日帽徵，许多红军在情感上确实一时难以接受，但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顾全大局，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在长征时期是“死对头”的国民党军队配合作战，最终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共同书写了新篇章，所以当1937年9月这枚纪念章在我军颁发后，在获得者的心中分量是不可估量的。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算起，到1937年7月7日结束，红军虽然只有十年的功夫，但“红军”这两个字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意义将是“流传千古”。 在战争年代，谭家述先后参加了“八一”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等大小无数次战斗，获得这枚珍贵无比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他就象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1937年至1987年去世，这枚纪念章整整陪伴了他半个世纪。 如今这枚纪念章尽管颜色已经发暗，但它作为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自己设计和制造的纪念章，仍然没有失去当年的光华。纪念章马背上吹号的小红军依然神采飞扬，它让我们看到无数红军战士为追求理想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看着这枚纪念章让我不由的从心底想起这样的歌词：“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使用的瓷笔筒 这是一个圆筒形的平底瓷笔筒。筒身外表四周为凸面的乳白色小珍珠，正面是立面的藤花、蝎子彩色图。此笔筒是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烈士1924年在长沙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用过的一件文具。 刘仁堪是江西莲花人，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以行医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曾任莲花县农协委员、党小组组长。大革命失败后，与朱亦岳等在莲花上西山区坚持斗争。1927年9月随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在军官教导队学习。1928年1月任中共莲花特支宣传委员。4月任农工部长。5月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委员。6月底在莲花县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11月任中共莲花县委书记。1929年5月，因叛徒告密，在南村垇背被捕。就义时痛斥敌人，被敌人割去舌头，他用脚趾蘸着自己流下的鲜血在地下写下“革命成功万岁”六个大字，壮烈牺牲。 土地革命时期酃县苏维埃政府翻印的《工农学校读本》第三册 石印线装本，毛边纸，土黄色。书皮上印有太阳、镰刀、斧头、儿童画像组成的图案和“工农学校读本第三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翻印”的文字，共11页，内有“自立、三大任务、土地革命”等内容，1至6页用红、黑两种笔做了许多圈注，足见该书使用者的认真、刻苦精神。 《共产儿童读本》临时教材第一册 石印线装本，毛边纸，土黄色。书皮上印有五角星、镰刀、斧头、四个儿童手拿课本学习的画像图案和“共产儿童读本第一册”的文字，内容完整。共25页，内有插图。 这是中央根据地小学使用的课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教育事业，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1931年11月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以后，中央人民委员会设立了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各省、县、区则仍称文化部，1933年4月15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统一将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改称为教育部（市称教育科、乡称教育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部成立后，机关驻在瑞金叶坪洋溪村寨下园，1933年4月后迁至瑞金沙洲坝沙前村老祠厅。 土地革命时期手抄的《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 手抄线装本，毛边纸，土黄色，封皮左侧边缘毛笔书写“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竖行，字迹模糊。仅有23页，除最后一页外，其余均用蓝色墨汁抄写。基本是识字内容。 土地革命时期编印的《国语》第二册 油印线装本，毛边纸，封皮无字，黑黄色，扉页书“第二册国语”，墨字并为红紫绿三色图案的纸张。共24页，有上学、穷人生活等内容。 湘赣省苏文化部编《国语读本》第四册 油印线装本，毛边纸，土黄色，书皮上印有“国语读本第四册，列宁初级小学校适用、湘赣省苏文化部编”等红色文字。系湘赣根据地内小学使用的课本，共20页。 针对湘赣边界存在的教会教育、党化教育、文盲众多、文化落后，贫苦工农子弟上不起学的严重状况，1931年10月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政府设立了文化部，乡苏维埃政府设立了教育委员会，分别管理各级文化教育工作。这本《国语读本》即是当时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编印的供列宁初级小学学生使用的教材，对于研究苏区时期的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湘赣省委宣传部长甘露烈士用过的钢笔 这支由钢尖及硬塑套组成的黑色钢笔，圆筒形，黑色硬塑外壳，壳面水波纹饰，两端顶部圆平。笔身中间有一个打水槽。笔套上有一个银白色的金属挂钩，其顶部钳有一个指北针；笔套口上钳有一个银白色的金属片圈。这是1931年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甘露烈士遇害前交给他爱人艾游圆的一件永久的纪念物，也是甘露烈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历史见证，充分表现了他忠诚党的事业，忠诚于革命，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甘露，莲花高洲黄田心村人。1924年进吉安阳明中学读书，同年加入中国青年团。后受团组织的委派，回莲花从事革命活动，后加入共产党。1928年全县建立红色政权，甘露任第八区工农兵政府秘书，后调任湘东南少共特委宣传部长。1931年又先后调南路分委和湘赣省委工作，曾任湘赣省委委员、宣传部长等职。1931年冬，甘露回到家里看望母亲和妻子，他准备返回茶陵时，将他用的这支钢笔和一个烟盒交给他爱人艾游圆保存。同年冬，他被当作“AB团”分子逮捕，次年5月被杀害。这支钢笔便一直由其爱人艾游圆保存至全国解放。 撰稿：汤根姬 摄影：刘长生 制作：邹文波

莲花县农民协会筹备处通告第二号 毛边纸，土黄色，竖长方形，油印黑字，行书，竖行，字迹较清楚。通告左上方有印文为“莲花县农民协会筹备处之章”的红色大圆印一枚，内容是召集全县农协会员大会，欢迎省特派员梁明哲同志来莲花视察工作，时间为1927年5月16日。 这份通告充分反映了湘赣边界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状况，这种运动状况为后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引兵井冈山，并为在此割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湘赣》第十四期 该报纵40cm，横50cm，出刊于1933年12月30日，呈长方形，双面石印印刷。本期为1张，共4版，正面左为第1版，右为第4版，背面左为第3版，右为第2版。版面正文文字格式横竖排列并用，5.5厘米宽的骑缝区横排，字体皆为行楷，刊头——“红色湘赣”竖列第一版的右上角，为加粗行书。每版内容均用粗黑线条框住。 本期刊载有“拥护二次全苏大会中各红军的新胜利和各地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胜利”专栏及湘赣省扩红参军、城市卫生、体育方面的新闻报道文章，如：《突击的来猛烈扩大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获得伟大胜利》《拥护二次全苏大会声中经济战线上不断的光荣胜利》。另本期对国民党的一些情况做了简单报道。此报为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售铜元两枚。 《红色湘赣报》是当时湘赣苏区宣传党和苏维埃政府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阵地，它对于研究湘赣革命根据地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着重要的价值。红五军第四纵队司令贺国中阅读过的《现代新主义》 纸质，竖长方形，封皮均为黑色白色花卉图案。封皮上端有一白色方框，框内书有“中学世界百科全书、第一集第十编、现代新主义、世界书局出版”的4行黑体字，横排。方框下是孙中山的头像，圆形。共48页，封底有一地球仪图案并写有“世界”两字。内有社会哲学、政治学方面的内容，用红笔圈注了。这是红五军第四纵队司令贺国中读过的书籍，是贺国中烈士革命生涯的珍贵遗存。 贺国中(1906-1929)，原名贺祖微，字书帆，湖南湘乡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在国民革命军任初级军官，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被中共广东省委军委派入国民党军队湖南独立第五师，做秘密兵运工作，任随营学校大队长、教育长。同年7月率随营学校参加平江起义。历任红五军第七团党代表、团长，第三大队队长，第三纵队纵队长，中共红五军军委委员。1928年冬随彭德怀、滕代远上井冈山，编入红四军，留守井冈山坚持斗争。1929年任红四军六纵队纵队长，红五军四纵队纵队长。同年7月率部攻打江西安福县城未克，撤往宁冈途中，在寅陂桥战斗中牺牲。1936年滕代远在为共产国际刊物著文时，称颂他是“红五军全体战士所最爱戴的指挥者”，“很能干的少年司令员。”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编印的《什么是托洛斯基主义和托洛斯基派》 长方形，铅印竖排本。封面中间是书名“什么是托洛斯基主义和托洛斯基派”，竖排两行，四周杠有花边。左边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编印”和“一九三一年十二、十五”。全本共16页，其内容有：托洛斯基主义、托洛斯基派在中国的政纲、国际托洛斯基派的反革命行动、中国托洛斯基派的反革命行动、反托洛斯基派的斗争与我们的任务五个问题。该书的封面有当年保存者刘绍铅的墨字及红色小方印一枚。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的，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的《帝国主义与中国》 毛边纸，土黄色，钢印竖排本。封面中间为书名“帝国主义与中国”，竖排一行，四周框有花边。其右边是“一九三二年五月”，左边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印”。全本共26页，其内容有：帝国主义是什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革命作用、帝国主义的末路四个部分。封面有此物的保存者刘绍铅的墨字及红色小方印。 《帝国主义与中国》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印供红军官兵学习材料，反映了当时红军中学习的情况和学习内容，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的《革命与战争》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为了提高自身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创办了《革命与战争》这本红色刊物。该刊物先后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分别编辑出版，内容主要是刊登各国特别是苏联的军事学术理论、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及一些从实践出发总结红军作战经验的文章。这对于提高红军的作战能力、军事政治理论和加强红军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珍藏的两本《革命与战争》红色文献，一本为1932年8月15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革命与战争》第2期（纵17.8cm、横11.2cm、厚0.5 cm）；另一本为1934年6月20日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出版的《革命与战争》第5期（纵16.5cm、横12cm、厚0.35cm）。 第一本《革命与战争》第2期为铅印，32开。封面为一幅红绿双开的漫画，画面是一位左手高举一枚拉着引线的马尾手榴弹，右手持一杆带刺刀的冲锋枪，身上背着子弹袋和干粮袋的全副武装向前冲锋的红军战士。画面内右侧竖印书名“革命与战争”，画面外底部为红字“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印”和“1932 8 15”，全书共36页。 第二本《革命与战争》第5期也为铅印，32开。封面上截是一幅由六个红军战士组成一列训练刺杀动作的漫画，下截从右至左横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5”（注）两排文字。封面右边竖印书名“革命与战争”，书名为黑体美术字，由数条红细线做底色，整个封面设计新颖别致。封底正中的一个黑色圆圈内有该书的发行时间、出版机构等文字内容，全书共58 页。因年代久远，该书封面左下角上的“全编印”和“1934 6”年号等文字已被虫蚀。 《革命与战争》的内容主要反映了红军的政治与军事并重，1932年8月15日发行的《革命与战争》第2期刊登了刘伯承翻译的《苏联工农红军在战争情况中的政治工作》。1934年6月20 日发行的《革命与战争》第5期就刊登了华夫的《怎样领导游击战争》和陈毅的《最近使其西北游击斗争的检查》等文章。《革命与战争》还注重军事理论和实践的研究，1932年8月15日发行的第2期刊登了刘伯承的《军语解释》、《联邦共产党怎样领导红军》（修权译）。综合起来《革命与战争》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介绍苏联国内战争的各种经验与教训；二是收集和整理红军每一次战役的经验和教训；三是介绍近代以苏联为主的军事学术。在当时工农红军战略战术教材十分缺乏的情况下，这些文章的刊登无疑为中国工农红军各级指战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资料。 当然，《革命与战争》同样也存一些不足，比如有些文章宣传战斗中“左倾”错误思想主张，在学术研究上也过分强调学习苏联国内的战争经验，抹杀和否认了对于中国古代军事学术思想的批判继承。但总的来说，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它宣传总结了中国工农红军战略战术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在介绍苏联红军先进军事科学，在指导人民军队建设方面，它的作用和功能是功不可没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新闻史上，《革命与战争》留下了它光辉的一页。中央出版局印行的《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 毛边纸，土黄色，长方形，铅印竖排本。封面上截横印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和书名“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下截横印有“中央出版局印行”和年号“1932”。封面有该书的保存者刘绍铅的墨字，封底有刘绍铅的红色小方印一枚，全册共18页。 这是1932年中央出版局出版发行的《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具较高的史料价值。 制作：邹文波 撰稿：汤根姬 摄影：刘长生

张子清用过的小皮箱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第一展厅，陈列着一只小皮箱，为博物馆的珍贵文物。这只小皮箱为长方体，混合质地，箱面及箱体中部有一老式铜锁和铜质提手，因箱体皮面多处破损，现用图钉加以固定。即使现在看来，都是时髦货，轻便小巧，做工精致。 这就是张子清一家三代用过的传家宝，上世纪20年代张子清带着它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马列理论、追求革命真理；50年代，女儿张质彬带着它在益阳师范和武汉大学挑灯夜战、学习专业技术；80年代，外孙女王麟带着早已过时的这只箱子到大学刻苦求学。 让我们跟随这只皮箱来认识了一位红军早期的将领。红军烈士张子清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的著名将领，他于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长沙第三分校教官，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后任红四军十一师师长兼三十一团团长，红军主力下山后任红五军参谋长等职。文武双全的他是毛泽东深为器重的军事助手，被毛泽东称为“左丞右相”。 是他当年在部队被打散，失去组织的情况下率队与敌周旋数月后将队伍带回到井冈山，为弱小的红军保存了力量；是他在接应南昌起义队伍上井冈山的接龙桥狙击战中，出色的完成任务，为井冈山会师立下了不朽功勋，但敌人的子弹击中脚踝身负重伤；是他同宛希先一起机智的与叛徒斗争、周旋，对被叛徒拉走的队伍进行细致、耐心的说服，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拯救了红军；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刻，把战友们为自己省下的一小包食盐，献给其他伤员擦洗伤口，自己的脚却溃烂化脓；是他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而在金狮面的红军洞内一把雪水，一把黄豆的充饥，度过了人生最凄凉最寂寞的时光；是他在永新洞里村的寺庙内隐蔽养伤，终因伤口恶化，缺乏营养，献出了28岁的青春年华，从此长眠在异乡的红土地上。 岁月的嬗变，难以冲掉心灵的深刻记忆。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但他，凝视着翠色千层的山峦时，忽然心头漫上记忆的浪涛，随之声音变的低沉“张子清，一个多好的同志，他牺牲时还不到30岁哩”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身边的汪东兴，王卓超等人，深情地说：“那时医疗条件差，有一点药，张子清都让给战士，战士们流着眼泪，要张师长用，他就是不肯”。共和国的主席涌聚着不尽的感慨和思念，继续说道：“这就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要亲，还要真，人心都是肉长革命的。崇高的理想和官兵一致，使整个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 岁月如歌，时光逝去38年，重上井冈山的共和国主席依然怀念着自己当年的“股肱”人物，可见张子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英年早逝的张子清是不幸的，他当年的部下黄克诚、粟裕、何长工在回忆起他时都无限惋惜地说：“张子清是一位来不及授衔的将军！”对于那些没有留下后代的先烈来说，张子清又是幸运的，因为他还留有亲人活在世上，并且他们秉承烈士遗风，永葆忠诚本色。早在1953年张子清被追认为烈士，但张家后代从不炫耀自己或以此作为本钱，向政府要这要那。当年张子清的战友何长工、黄克诚曾几次寻访张家，并关切地询问有何困难和要求。何长工还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及武汉军区司令杨得志反映他们的困难，但张家后人都婉言谢绝，他们处事低调谦虚，对待子女严格要求，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待他人真诚宽容。他们都以自己是烈士的后代而深感自豪，但同时他们又从不认为自己与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外孙王鹏的女儿即将赴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她说：“我们家的家风一直很严格，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没有忘记自己是烈士的后代，父辈从小教育我们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努力。”张家的第四代少有独生女的娇宠和任性，都表示要尽早上井冈山，因为他们的根在那。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寻访见面。 有着烈士后代的革命背景，却从不向政府提任何要求，有着高层领导的深切关怀，却总是婉言谢绝，这就是我们在寻访张子清烈士的后代时最深切的感受。 何长工还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及武汉军区司令杨得志反映他们的困难，但张家后人都婉言谢绝，他们处事低调谦虚，对待子女严格要求，对待工作敬业负责，对待他人真诚宽容。 当资料员表示想征集这只手提箱时，张家人有些不舍，珍藏了近90年啊！不停的和守了近一个世纪的传家宝留影成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如今这只珍贵的手提箱已被陈列展出，它不仅是我们博物馆的珍贵文物、传家宝，也是我们民族的国宝、传家宝。 中共莲花中心县委翻印的《中央局关于苏区新党员入党手续的决议》 纸质，土黄色，竖长方形，油墨刻印横排本。封面上刻印有一竖长方形细线框，框内横竖刻印了“中央局关于苏区新党员入党手续的决议”名称和“中共莲花中心县委翻”文字，全件共2页。 中央苏区时期对于发展新党员严格履行入党手续，确保党员质量，新党员入党须经严格考察之后，才按照严格的组织程序发展其入党。 这本1932年由中共莲花中心县委翻印的《中央局关于苏区新党员入党手续的决议》是学习研究苏区组织工作的珍贵史料。 中国工农红军公略学校政治处印发的《苏维埃建设讲授提纲》 毛边纸，土黄色，竖长方形，油墨刻印横排本。封面上刻有一竖长方形双细线框，框内中间竖刻有“苏维埃建设讲授提纲”名称，右左两边各竖刻有“中国工农红军公略学校政治处印”和“一九三四年五月九日”文字。全册共18页。封面留有该学习材料的保存者刘绍铅的墨字和红色小方印一枚。 中国工农红军公略学校的前身是红军第二步兵学校。1931年秋季，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总部红军大学第五期学员（时称五期团）在于都县城开课启训。时至翌年10月，红军总部为加强红军军事干部队伍的建设，快速培养出更多的基层红军指挥人员，以适应快速发展壮大的红军部队需要，决定在红大第五期学员团的基础上进行扩编，成立一个军事学校。这个学校按当时编制，序列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不久，为纪念在战斗中壮烈献身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而被命名为红军公略步兵学校。该校设在于都县城昌村小学（现城关小学老校区），校长林野，政委先后为陈铁生、张际春、李远芳，训练部长是韩纪振。其办学培养对象主要是红军的排、连干部，该校一直办到1934年10月。其最后的一批学员随主力红军出发长征。 这份1934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公略学校政治处印发的《苏维埃建设讲授提纲》是学习研究苏维埃建设以及红军学校学习情况的珍贵史料。 临时中央政府批准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 毛边纸，土黄色，竖长方形，铅印竖排本。封面中间竖印有“江西苏维埃政府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名称，左下角竖印有“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文字。全册共8页。封面及封底盖有该条例的保存者刘绍铅的红色小方印一枚。 这份条例是于1931年12月31日临时中央政府批准的，它对于苏区时期土地制度的分配有较好的研究价值，也是研究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的又一重要史料。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 毛边纸，土黄色，铅印竖排本。封面中间竖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名称，左右两边各印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颁发”和“一九三二年一月”的文字。全册共23页。封面留有该条例的保存者刘绍铅的墨字及红色小方印一枚。 这本1932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是学习研究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珍贵史料。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的《红军中共产青年团员教育纲要》 毛边纸，土黄色，竖长方形，铅印横排本。封面右左各竖印有“红军中共产青年团员教育纲要”名称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印”、“一九三二、六”文字。全册共11页。封面及封底留有该纲要的保存者刘绍铅的红色小方印一枚。 这是1932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的一份政治教材，是研究苏区时期共产青年团教育的一份珍贵史料。 中少共永新三区委员会的通知 毛边纸，土黄色，竖长方形，行书，墨字，竖行。左边落款处的中段与下方各盖有“少共永新三区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永新三区委员会”的红色方印各一枚。印文清晰。内容是通知各支校马上将原来组织的歌舞团、洗衣队、补衣队、慰劳队于明天上午六时到区拥护红军委员会集中，去慰劳红军，并要带好一天的伙食。 该通知对研究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少共永新三区委员会给少共钱溪支校的通知 毛边纸，黄色，竖长方形。行书，墨字，竖行，字迹清楚。左边落款下方盖有印文为“少共永新三区委员会”的红色方印一枚。信件的内容是指示通知钱溪支校派出五名伙夫随少队模范团工作。 这份指示信对研究湘赣苏区时期的共青团与少先队活动有着重要的价值。 制作：邹文波 撰稿：汤根姬 摄影：刘长生

宁冈县赤卫委员会制订《教练士兵、教练官之注意》 这本《教练士兵、教练官之注意》用32开毛边纸装订、毛笔书写。它长23厘米，宽16.5厘米，重10克，内容分大项24条。 1928年2月，宁冈县苏维埃政府成立，3月，成立了宁冈县赤卫委员会，管理和指导全县的地方武装。为了提升全县地方武装的军事和政治素质，特编写《教练士兵、教练官之注意》训练规则。 宁冈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全县各区乡相继成立赤卫队、暴动队，宁冈县赤卫大队也随之成立。一开始大队长由工农革命军调来的石敬庭担任，副队长由陈慕平担任，大队下设四个中队，龙市、古城、新城、大陇各为一中队，凡满19至30岁的参加赤卫队。赤卫队是半军事化组织，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作战，实行武装自卫，加强守卫工作，巩固苏维埃政权，平时参加劳动生产。1928年2月至1931年初，县赤卫大队配合红军在新城、新老七溪岭、黄洋界、坳头垅等历次战斗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本小册子原由县赤卫队大队长蔡德华烈士秘藏。1979年，其子蔡官妹献给文物部门收藏。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布告 该布告为毛边纸张，长方形，用毛笔竖写，上首中部盖6厘米方印，文曰“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印”；右侧首行为“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布告”，该布告已进行托底装裱保护。裱后纵58.3厘米，横47.3厘米，芯纵48.1厘米，横47.3厘米。 1928年2月以来，宁冈县各区、乡相继建立了红色政权，各级工农兵政府为发动和领导群众，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支援井冈山根据地的建设，经常发布各种布告。宁冈三区第八乡工农兵政府在1928年夏张贴了一份布告，布告内容为“本府现以（已）成立，从今夺取政权；肃清反动革命，阴（隐）藏罪以（亦）牵连；打倒封建势力，严禁赌博洋烟；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粮田；属乡均已成立，务遂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抛荒，查觉重责难免；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特示布告于后，各宜领遵为先。”其后内容共有八行16句，采用六言体，对仗工整，双句押韵，简短流利，通俗易懂。 1928年，红军来到第八乡所属的塘南村，挨家挨户地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民们团结起来，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第八乡的群众在红军的帮助下开展了打土豪、分田运动。第一次获取土地的翻身农民，从内心深处感谢共产党，他们决心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革命。但是，一些土豪劣绅恶毒攻击：“分田分田，总有一天变成荒田”，散布种种流言蜚语，妄图涣散群众的革命斗志。为了回击土豪劣绅的反动流言，以发展生产的实际行动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乡政府在布告中号召群众“务遂耕耘在前。”并严正指出：“倘有自由抛荒，查觉重责难免。”当时，正值早稻吐穗灌浆时节，为防止乱放牲畜，损坏禾苗，布告又规定：“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这些规定体现了当时工农乡政府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可谓早期民生工程。由于各级政府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切实领导和群众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激发出来的巨大积极性，1928年，宁冈的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增加二成以上，广大群众踊跃交售土地税和余粮，支援红军。 当年，三区第八乡塘南村的韩花鼻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斗争中，由于他出色的表现，担任了赤卫队队长。但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他却被地方反动武装守望队杀害在小沅河边的石桥上。韩花鼻生前将这份宁冈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的布告装在了一个竹筒内，并塞进了自家房屋的墙缝里。直到1972年韩花鼻的儿子韩绍武拆老屋准备盖新房时发现了这份布告，作为小学教员的韩绍武立即把它送到宁冈县文教局。文教局局长李源宝又将这分布告转交到外事办。1978年井冈山会师馆落成后，外事办再次将这份布告移交给井冈山会师纪念馆。红军战士学习的《支部工作纲要》 毛边纸，土黄色，油墨刻印，纸线装订本。封面标题字为竖排，自右至左是“专供红军中用”、“支部工作纲要”、“中国工农红军江西军区政治部翻印”和“一九三二、八”。左边红墨水书有“班长陈贵山”五个字。内容是横排，全册共11页，其内容有：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及系统、支部的作用及工作、训练党员的方法和党的发展等8个方面。该封面有此物的保存者刘绍铅的墨字及红色小方印一枚。 该册子是当年红军中党支部工作的一个学习材料，反映军中党的建设情况，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红军战士的学习材料《名词释义》 毛边纸，土黄色，长方形，油墨刻印纸线装订本。封面标题字为竖排，自右至左是“雩北特区委翻印”、“名词释义”和“一九三〇、十、五”。还有这本学习材料的保存者刘绍铅的墨字及红色小方印一枚。内容是横排，全册共18页，其内容有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地主、土豪、劣绅、资本家等名词的解释。该该册子是当年红军中的一种学习材料，反映了当时红军中开展政治理论学习的情况及学习内容，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中共莲花县委翻印的《党员责任》 毛边纸，土黄色，长方形，油印横排本。封面中间竖印书名“党员责任”4个空心字，书名下横印有“中共莲花县委翻印”8个小字。全册共3页。 这是1932年7月19日中共莲花县委翻印的一本册子，它明确了党的组织原则、党员的责任、党员的信仰等，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中国共产青年团酃县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 毛边纸，土黄色，竖长方形，油印横排本。封面竖方框内从左至右竖刻有“中国共产青年团酃县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和“一九三一年七月廿日印”文字。封底为一花卉图案，全本共6页。 1931年7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省酃县委员会印发的这份政治决议案是了解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青年团地方组织情况的重要史料。《江西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各种决议案的决议》 毛边纸，土黄色，竖长方形，铅印竖排本。封面右左两边各竖印“江西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各种决议案的决议”名称和“公历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央出版局印行”文字。全册共有51页，其中汇集了《拥护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宣言》和《江西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省大会对苏维埃工作报告的决议》等9个决议。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0月7日在吉安城成立。当天，有13万工农群众和红军将士参加大会，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会上正式宣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发布了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布本府成立及政纲》的布告，内含13条政纲，曾山任省苏主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使江西省红色区域的革命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机关，并为中央苏维埃区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这九个决议案是研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史料。 制作：邹文波 撰稿：汤根姬 摄影：刘长生

1928年遂川第五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赤卫队队长王棣权用过的一条识别带 “革命飘带挂在胸，敢战斗来敢牺牲”，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就保存着这么一根革命的“红带子”，这根红布条已经褪色泛白，它长70.6厘米，宽4厘米，呈“心”型摆放，带子两端印有“遂川第五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黑色染体字。这就是1928年遂川第五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赤卫队队长王棣权用过的一条识别带，又叫“红带子”又叫“牺牲带”。它是当时革命者的一种标记，只要系上这么一根小小的“红带子”就意味着牺牲生命。这根红带子是革命者将生命付诸民族解放而无私奉献的最高价值体现，表现了革命者为实现理想而献身的决心。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大地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大革命的失败使共产党人奋然而起，在“八·七”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在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客观规律。至此，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星星之火燃遍全国的农村山川、高山密林。 红军初创时期革命军的装备极为简陋，没有统一的军服，红军官兵仍然穿的是旧式革命军服装，尤其是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还穿着国民党的服装，他们的前身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有的是一身学生服，更多的是一身普通百姓的装扮，农民服装、市民服装、小商贩服装、教师的长衫，有的甚至还穿着和尚、道士服装。为了区别于敌人的军队，同时也不至于与普通百姓混淆，在参加战斗前，红军官兵就在领口上系上红带子，或者在袖子上绑上红带子。这样，在战场上就可识别谁是战友谁是敌人。所以大家亲切地称之为“红带子”、“牺牲带”，它是参加革命、勇敢杀敌的标志和象征。1928年，身为遂川县第五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赤卫队员王棣权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他的妻子怀着巨大的悲痛将丈夫生前使用过的这条识别带藏在自家住房的墙洞里。1955年王隶权的妻子将丈夫的这条红带子交给遂川县民政局并收藏在遂川县烈士纪念堂，1962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文物征集人员征集文物，遂川县烈士纪念堂移交给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陈列。宁冈县工农兵政府购粮账簿 这是一本封皮表蓝色的毛边纸质地的记账簿，长方形，横本，红竖条格，共27页。簿内主要记载了1928年五六月间宁冈县三区四乡、四区一乡、四区三乡及桥上、东源、金源、焦坡等村农民售粮数量和付款金额，其中第三页上写有“付面交筱圃兄存款捌拾玖元伍厘”等账目记载。 账簿内记述的贲民即余贲民，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先后任工农革命军副师长、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等职，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筱圃”即李筱甫（1889-1930），江西宁冈（今井冈山市）人。1924年经袁文才介绍加入绿林马刀队，1925年与袁文才一道率马刀队下山接受招安，改编为宁冈县保卫团，任副团长。1926年10月，与袁文才领导保卫团起义，成立县人民委员会，任警佐。1928年2月，任全县暴动队总指挥，配合工农革命军攻打新城。同月，当选为中共宁冈县委委员。同年5月任红四军三十二团军需处处长。同月，为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负责人之一，负责筹办大陇红色圩场。1930年2月被错杀于永新。 1929年1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当时任宁冈县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的李筱甫留守井冈山，他将这本购粮本保存了下来。1930年李筱甫在永新被错杀后，由他儿子李值民保存在家中，一直到1959年8月，捐献给文物部门收藏。永丰县严东乡苏维埃政府发给范三官的分房证 毛边纸，黑黄色，长方形，竖行，墨字迹清晰，内容为“范三官拾壹名，一处吴仲信公祠房屋叁间……”。证书中间盖有“右马区严东乡苏维埃政府”红条印一枚和土地委员会郑明清的红方印一枚。 该证是永丰县严东乡苏维埃政府1933年发给农民范三官的分房证据，反映了苏区百姓得到实惠、土地革命深入人心的事实。永丰县严东乡苏维埃政府给两代人曹明忠范桂财的分塘证 分塘证为毛边纸质地，土黄色，四方形，竖行，墨字，共6行。自右至左第四行与第五行墨字空白处盖有“石马区严东乡苏维埃政府”红条印一枚，第五行“土地”下面盖有郑明清的红方印一枚。 这是永丰县严东乡苏维埃政府1933年2月给曹明忠、范桂财二代人分鱼塘壹口的证据。李统源的中国共产党党证 毛边纸质地，黑黄色，长方形，共4页。正面自左至右印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中间有一行相对的箭头。下面印有“中国共产党党证”竖行，正中有一枚红印章，下面印有“第033486号”。底面印有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和镰刀、斧头组成的五角星图案。内印有党员基本情况登记表和党费缴纳登记表。 此党证为中共兴国县鼎龙区委党员李统源1933年前后用过的。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对早期党的组织、纲领等方面的研究具较高价值。抗美援朝捐款收据 收据为草纸质地，土黄色，正方形。左右两侧不规整，竖行，墨字，字迹清晰。此据内容为：“今收到六组捐献抗美援朝人民券壹拾壹万贰仟元正所收是实此据。”落款：“六月廿二日”，“经收人陈口口条”。在捐款数量和纪收人名字上4处加盖了经收人的印章。 建国初期，中国人民依然贫穷，但广大的百姓仍然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保家卫国，这一收据正是这一事件的有力证据。永新县委《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油印小册子 这是一本质地为毛边纸的土黄色油印小册子，长方形，竖本，纸线装订。封面四周有黑线框，框内中间有“三大纪律八个注意说明”10个字。全册共7页，刻印本，字迹清楚，内容完整。1932年中共永新县委编印的这本小册子对“三大纪律八个注意”逐条作了解释，是当年广大红军指战员学习“三大纪律八个注意”的辅导材料，对研究我军早期的政治建设和军纪作风以及为什么提出“三大纪律八个注意”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途中，发现有些战士随便拿老乡的东西，甚至挖地里的红薯等许多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决定对部队进行教育，并颁布纪律约束。10月23日，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湖南炎陵县毗邻的荆竹山，为了在上山后与王佐部队和井冈山群众搞好关系，24日清晨，毛泽东宣布部队必须做到：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蕃薯；三、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这就是红军三大纪律的起源。 1928年1月中旬，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县城后，毛泽东得知有的战士借用了群众家的门板和稻草后没有主动归还，影响了军民关系。1月25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向部队宣布了“六项注意”，其中有“上门板，捆铺草”等内容。1928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桂东沙田向部队系统地颁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从此，红军有了系统的、完备的纪律条款，让群众看到了一支秋毫无犯的人民子弟兵。红四军前委组织部印发的《军队中的支部工作》油印本 这本土黄色纸质钢板刻印的油印本，呈竖长方形，共11页，内容基本完整。封皮上刻有一方框，框内上部左上角是一梅花图案；中部为“军队中的支部工作”8个字；下部上右侧是一小圆圈，圈内刻有“前委组织部印发”7个字，下端是“一九三〇·九·二四于□□”，封皮上字迹模糊。这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红四军前委组织部印发到会代表的一本学习材料，它是学习研究我军早期党支部工作的一份珍贵史料。 1931年，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当时，中共红四军前委把《军队中的支部工作》印发给到会的代表，参加大会的莲花县代表陈新恩在会后将此文件带回到莲花县，一直藏在家中。解放后，他将此文件捐献给了文物部门收藏。 陈新恩，原名廖新恩，中共党员，莲花县楼下村人。1930年参加革命，任莲花县九都区楼下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解放后任黄陂乡人民政府主席，1965年病逝。 制作：邹文波 撰稿：汤根姬摄影：刘长生

苏维埃临时借谷证 中国工农红军从1928年4月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进行了三次“反会剿”、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解决红军暂时的粮食供给，中央政府印发了红军临时借谷证，以确保红军在作战过程中的粮食供应。 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从1933年开始三次较大规模发动向群众借谷行动。第一次是1933年1月开始的借谷，这次共借得谷子16万担；第二次是1934年6月开始动员的24万担借谷；第三次是1934年7月22号开始动员的60万担借谷。 由于中央主力红军从1934年10月实施战略大转移，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一次的60万担借谷实际任务没有完成，只借得少数部分，有的地方甚至只做了一些动员工作。三次借谷行动中央政府都统一规定发给借谷票、证，并严格规定向群众借谷一面交谷、一面交票，交了谷子却没得到票的，可向上级政府控告。这些借股票、借谷证所用的纸张，除少数选用敌占区进口的纸张外，大部分用根据地自己生产的毛边纸。其制版大部分是石印板和木刻板，甚至还有少数是蜡纸刻制的油印版。尽管这些票证看起来十分简单朴实，但它是在十分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印制的，是苏区自力更生的产物，并开创了粮食公债的先河。 1933年初，中央苏区遭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福建龙岩的红色政权全县被摧残，群众遭受的损失不计其数，永定县溪南区被白军抢去谷子2万多担。江西南部各县也被抢去谷米数十万担，险恶的环境下，群众主动要求借出谷子去支援红军对敌作战。中央政府根据群众要求，做出了借谷决定，将所借的谷子一部分供应红军，一部分储存起来以备战时所需。这次借谷总计借得16万担谷子，苏区政府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向借谷群众统一发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借谷证”。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目前收藏有两种面额的借谷证，一种是十斤的，构图比较简单，白底绿字，横长方形。票正上方从右到左繁体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临时借谷证”文字，横排弧形冠名。冠名下方中央有一个由镰刀斧头组成的图案，即现在的党徽图案，党徽图案下方是一条花边装饰线。票面正中央是“干谷十斤折米7斤4两”的借谷数额。借谷证的下半部是三条使用说明和落款，内容为：“一、中央政府为借给战时紧急军粮，暂时向群众借谷，特发此证为凭。二、借油盐者可按时价折成米谷，发给此证。三、持此证者，于1933年早谷收成后，可向当地政府如数领还新谷”。落款是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票面中央盖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红色圆形印章，左下方盖邓子恢方形印章。 另一种是贰十斤的，其构图与十斤的一样，只是面额书写为“干谷贰十斤折米十肆斤半”，字体比十斤的大一些，圆形大印也略大一些。 这两种借谷证使用的都是毛边纸铅字印刷，并且没有进行编号，其中贰十斤的存世量更是稀少。 1934年夏中央苏区进入非常困难时期。一方面，中央红军已发展到30万人；另一方面，国民党调集10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范围越来越缩小，红军的粮食供给面临极大的困难。为此，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于1934年6月2日给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出紧急动员借谷24万担供应红军的指示，并要求这次借谷必须在7月10号前完成，各级党部及苏维埃政府每五天要向中央至少报告一次。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中央人民委员会，于1934年7月22日再次发出《关于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并为此专门成立了武装秋收委员会，由各级秋收委员会专门负责此次任务的完成。 本馆收藏的这两枚借谷证，是苏区政府为解决红军给养向群众借谷的一种凭证，充分体现了苏区百姓为打破敌人“围剿”支援革命战争所起的促进作用。 酃县黄挪潭区廖厚芳的《新同志入团介绍表》 毛边纸，土黄色，竖长方形，钢笔刻印件。表的顶部中间书写有“照准”两个墨字，字上盖有一枚宽边红色方印，印文模糊。篆书。表内的姓名、性别、年龄、现任何种工作、日期及介绍人等格内分别书写有“廖厚芳”、“男”、“十七岁”、“少队小队长”、“一九三二年六月间介绍人陈长华”。 这是廖厚芳1932年的入团介绍表，它对于研究青年团的组织情况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贺国中烈士的《修业证书》 证书为新闻纸质，土黄色，竖长方形，铅印件。证书的四周有一个1.9厘米宽的印花框边。框边内的顶上部是“修业证书”4个大字，楷书，横排。中下部的右边也是证书的内容文字，竖排，楷书。左边的右侧是“师长唐生智”5个较大的黑字，坚排，楷书。唐生智的下方盖有一枚红色小方印，印文“唐生智印”隶书。左边的左侧是“中华民国十三年七月口日发给”，竖排，楷书。在年号上盖有一枚红色大方印，印面的大小纵9.6厘米，横6.6厘米，边宽0.9厘米，印文“湖南暂编陆军第四师师司令部”等字，篆书。 贺国中(1906-1929)，湖南省湘乡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在国民革命军任初级军官，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被中共广东省委军委派入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做秘密兵运工作，任随营学校大队长、教育长。同年7月率随营学校参加平江起义。历任红五军第七团党代表、团长，第三大队队长，第三纵队纵队长，中共红五军军委委员。1928年冬随彭德怀、滕代远上井冈山，编入红四军。1929年任红四军六纵队队长，红五军四纵队长。同年7月率部攻打江西安福丰克，撤往宁冈途中，于寅波桥战斗中牺牲。1936年滕代远在为共产国际刊物著文时，称颂他是“红五军全体战士所最爱戴的指挥者”，“很能干的少年的司令员。” 该证书为研究井冈山时期的革命烈士贺国中提供了有力依据。 永新县四区卅九乡苏维埃政府通行证 通行证为草纸质地，黑黄色，长方形，竖行。这是有主席左官海署名的永新县四区卅九乡苏维埃政府1931年开给农民圣玉莲去莲花捉猪仔（买小猪）的通行证。 该证为苏区时苏维埃政府的红色交通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通行证 毛边纸质地，长方形，竖行。因破碎已托裱。四周有一黑线框，横上格是人物等构成的图案，下格内容是由主席方志敏，副主席余金德和徐大妹署名盖印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1935年1月给商人刘灯生等三人由省苏商店去横港一带的通行证。 公略县开仑区龙田乡土地免税证收据 毛边纸，黄色，长方形。四周有一黑线框，框内最顶端为横格，从右至左印有“土地税免税证收据”；下面内容为竖行，分别写有免税具体内容；左上角有一半圆形红印章，下面是乡主席的红色小方印及一枚三角形红印，但印文均已模糊。 这份收据证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对减免工人成份的土地税优惠政策，对研究苏区时的土地政策提供了有力见证。 范致全的分田证 毛边纸质地，土黄色，长方形，墨字，竖行，字迹清晰。证书的左中下方分别盖有主席张远发和土地委员凌福兴的红方印各一枚外，同时，还有15处盖有凌福兴的红方印共15枚。 该证见证了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严谨、细心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也是苏维埃政府开展分田运动的历史见证。 乡苏维埃政府给刘德焺的耕山证 毛边纸质地，土黄色，长方形，装裱在硬纸板上。竖行，墨字迹清晰，共六行。证书的中央盖有乡苏维埃政府的大红圆印一枚，自右至左第四行“樟”字上盖有一枚红方印。两枚印文模糊不清。 这是乡苏维埃政府1932年分给农民刘德焺耕山的证据，反映了苏区百姓得到实惠、土地革命深入人心的事实。 制作：邹文波 撰稿：汤根姬 摄影：刘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