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编制的井冈红色“娘子军”何小文在井冈山斗争史上，记录着一批巾帼英雄的名字：贺子珍、康克清、曾志、彭儒、吴仲廉等。她们在红军初创时期就成了革命队伍中光荣的女战士，又都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而还有一大批普普通通的妇女，虽然她们不是红军序列中的一员，但在共产党人和红军的影响及带动下，她们或与正规红军一道上战场，英勇杀敌，或在后方大搞生产，节衣缩食支持前方。她们用青春和热血，乃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在那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为中国革命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她们就是没有编制的井冈红色“娘子军”。“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前的井冈山区妇女，一直背负着像大山般压在身上的“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毫无自由、毫无平等的人生权利，“在乡村经济中，妇女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困苦状况和过分的劳动，在家庭习惯及社会风俗上完全没有权力可言”（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曾这样表述过。）1927年10月，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军井冈山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段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新民主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指导，以女性的政治解放为先导，不仅关心妇女的婚姻家庭、柴米油盐、土地耕作等实际问题，在经济、生活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还发动和组织了大批妇女直接参加武装斗争，使成千上万的妇女得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周围。当时广大妇女对待红色革命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为苦大仇深，冒险精神强的年轻妇女。由于共产党人和红军对革命的深入宣传以及当时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点燃了她们心中的复仇烈焰，她们带着期待和憧憬奋不顾身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另一种虽未直接参加革命战斗，但他们十分欢迎和支持革命，愿意接受革命政权的指导，她们在后方默默为革命做出无私的贡献。据史料为载，当时从16岁至25岁的青年女子都基本参加了少先队、赤卫队，和男同志一起参加武装斗争，站岗放哨，而且还担负帮助部队侦察、通讯等任务。尽管当时的井冈山，环境相当恶劣，不仅战争不断，而且生活、工作条件也十分艰苦。但这批井冈山巾帼，身上有着中国女性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无论行军、打仗、干活，男同志能干的，她们同样干得很出色。在著名的龙源口战斗中以及波澜壮阔的黄洋界保卫战里，均有她们娇健敏捷的身影。最难得的是，经过组织起来的一大批山区普通妇女也在井冈山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1928年3月，敌军趁根据地兵力空虚，派出一个连从宁冈新城向乔林乡进攻时，被在田里种豆的两个妇女发现了，过一个敌人，她俩就往竹筒放一粒黄豆，过一挺机枪，就放一粒乌豆。待敌人一过完，她俩抄近路迅疾地赶回乔林，倒出豆子向苏维埃政府报告敌人的枪支数目。政府干部马上带领群众及时转移，从而使苏区又一次避免遭受重大损失。“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1927年，井冈山根据地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了妇女有分得土地的权利，打破了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女子和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女子获得了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村妇女的革命积极性。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则始终坚持把妇女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动员广大的妇女参军参战和支前支红，使广大山区农村妇女迅速成长为红色“娘子军”中的骨干成员。当时，“边界的斗争，几乎是军事的斗争”，为了保卫根据地，保卫红色政权，粉碎敌军的进剿，许多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赤卫队转战各地，留下的多是妇女，老人和儿童，红色“娘子军”的作用这时便凸显出来了。在党和红军的组织下，广大妇女便自觉地站在了农业第一线参加生产劳动，她们用羸弱的身子肩负起苏区经济建设的重任。然而，井冈山区的广大妇女虽然都有劳动的习惯，但是要担负犁、耙技术较高的重活未免有很多困难，俗话说：“作田没巧，犁耙重要”，这时，红色“娘子军”中的骨干便先学会犁耙技术，然后再教会其他妇女。青壮年妇女参加田间生产，春种秋收，到冬天还要开荒改土，修塘筑坝，植树造林，承担起农业生产的重要责任；老年妇女和小脚不便下田的妇女在家带小孩、做家务，从事副业生产，妇女一度成为发展经济的主力军。由于妇女的辛勤劳动，根据地农作物产量逐年提高。她们还发动群众开展献首饰运动。将献出的首饰用于造币厂制造银元，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党、政、军工作人员的供给，活跃了根据地经济。井冈山区的妇女平时是名勤劳的农民，战时是名合格的战士，她们一方面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不仅使劳动力严重缺乏的矛盾得到了缓和，促进了根据地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提高了她们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为自身经济独立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为适应战争需要，在党和红军的发动下她们组织起宣传队、担架队、洗衣队、运输队、救护队，还积极为红军送茶送饭、做军鞋、洗衣服、削竹钉，运输、看护伤病员、探听敌情、慰劳红军等工作，还送夫送子甚至亲身投入到红军队伍中，有力地支持了前方的革命斗争。而这时的“娘子军”那忙忙碌碌的倩影，又成了湘赣边界一道亮丽的风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井冈山斗争时期，敌进剿军少时在一、二个团，多时达到十八个团。敌人提出的口号是“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井冈山人要换种”，每到一处就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如火如荼的井冈山斗争中，多少井冈山区妇女，为了革命工作，保护人民群众利益，支持红军，不畏艰难困苦，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乃至宝贵生命，给我们留下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壮歌。1928年3月，敌湘军从湖南酃县方向前来井冈山一带进剿，包围了井冈山脚下一个叫上寨的小村子。其时，第六乡的部分干部群众就隐蔽在村子的后山上。一个妇女为不暴露目标，把乳头抵住婴儿的嘴，怕他哭，结果把婴儿憋死了。1929年1月底，红军第三次反“会剿”失利，大小五井、茨坪等地皆被敌人占据，红四军三十二团和赤卫队掩护200多名伤员散落在牛路坑、金狮面一带，与敌兜圈子。敌人四处封锁，企图把红军困死在冰雪封冻的深山老林里。当时红军最困难的是缺食盐，因为食盐断绝后，红军指战员一度全身浮肿，虚弱不堪。为了解决根据地食盐困难，群众曾千方百计地想把食盐送进去，有的把盐藏在竹筒内、货郎担里、篮子底下、双层底的水桶底内等，但都一一被敌识破，敌人越查越严，不少群众为红军秘密送盐而惨遭杀害。井冈山区妇女，21岁的聂槐妆，不顾个人安危，想出了一个更为巧妙的办法，她把食盐溶化在锅里，把棉衣浸泡其中，待棉衣把盐水全部吸入，然后烘干，穿在身上，外面罩上一件面衫，趁天黑后爬山过坳，直到半夜，她才找到红军驻地，把藏盐的秘密告诉指战员，从而解决了红军一时的急需。聂槐妆用这种方法为红军送盐多次，她的行迹终于引起敌人怀疑。被抓后，惨无人道的敌人用扁担打、火铲烙，她仍坚贞不屈，直至被敌人活活折磨而死。吴月娥，1911年生于湖南省酃县十都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后来到井冈山不远的遂川县荆竹山当童养媳。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后，年仅16岁的她积极响应，组织少先队放哨站岗、查路条、侦察敌情、看护伤病员，宣传和发动群众。1929年1月底，她在掩护同志及伤员转移时被捕。敌人用刺刀威胁她带路，她机智地把敌人引向悬崖峭壁，乘敌人不备，抱住一个敌军官纵身跳下山崖，壮烈牺牲，年仅18岁。据不完全统计，在井冈山的斗争时期，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妇女就有两千多人，还有许多女英烈甚至连名字都没能留下……巍巍井冈山,永远铭刻着这批中国优秀红色”娘子军”的名字.她们对理想,信仰的执著追求,她们那种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中央苏区与湘赣边界根据地互不连属，它们是如何联系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何把长征先遣任务赋予红六军团；红六军团在井冈山下集结出发时的情况怎样？—— 红六军团西征之谜 何小文 军龄不长,“身世”却坎坷曲折与当时红军任何一支军团级队伍相比，红六军团显然都是个“小字辈”。首先，她兵龄短：她的前身是十七师，十七师的前身是红八军，红八军的前身是湘赣省独立师，而独立师的前身则是湘赣边界地方武装。湘赣边界地方武装的发展是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接连打破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多次“进剿”，根据地形势为之一变，边界有条件发展地方武装力量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她的基本组成包括茶陵游击队、安源工人纠察队和醴陵游击纵队等队伍。二是她成员少。1931年，湘赣省独立师组建时，整个师不到2000人。但这个师与兄弟部队会攻赣西南重镇吉安城时，官兵们作战十分骁勇；1932年10月又设伏九渡冲，奔袭棠市镇，20天连胜两仗，俘敌近3000人；1933年在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破袭南浔路战役中,该部纵横驰骋数月,击溃敌6个团,捣毁敌碉堡和据点无数。自此后，该部威名大震，县区武装到该部参军参战的日益增多，部队旋即增至4000余人。不过，直到长征出发前，整个红六军团共辖十七、十八两个师，有官兵9000余人，仍不足一万。然而，就是这支弱小的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以罗霄腹地为战略依托，正确地运用“朱毛”红军的战略战术，使部队经历了无数腥风血雨的磨练，继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渐渐地成长为中国红军中的一支劲旅。 三打井冈不克，常使英雄泪满襟1930年2月，井冈山大王“袁、王”被错杀后，袁文才部以谢角铭为首，王佐部以王云龙为头收拢残部，联名“电告反赤”，后在国民党当局的扶持下发展到700多人枪，分别盘踞于茅坪、茨坪、大小五井一带，完全掌握了过去红军赖以最后据守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军事堡垒为敌所占，对于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极为不利，不仅破坏了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地域连接，而且等于在红军的胸口上插了一把刀，具有很大的威胁作用。1933年6月中旬，湘赣红军第十七、十八师在永新沙市合编成红六军团，原红八军改为十七师，师长萧克，政委蔡会文（不久由王震担任）。为拔去井冈山上这枚“毒钉”，7月21日，萧克奉命率第十七师向井冈山进军。当所部攻击到黄洋界脚下的大陇一线时，遇顽敌反击，部队虽然全歼国民党王东原一营并击毙敌营长，另击溃一团，但部队进攻受阻，只好抱撼而撤，此为一打井冈；8月，萧克又率十七师向大陇进攻，力图收复大小五井、茨坪等地，但王东原第十五师派两团兵力增援激战于葛田，第十七师因伤亡很大后退出宁冈，此为二打井冈；9月2日，蔡会文亦率红第十七师与王东原部在下水湾激战，后退新城、七溪岭一带袭扰敌人；9月25日，萧克、蔡会文再次率红军学校学员及宁冈地方武装，在广大群众的积极配合下，夺取新城、蕉陂、白石、上坑等地。并分兵向茅坪、大陇进击，尽管在茅坪歼国民党第十五师的张旅、陈团大部，但仍未伤对方元气，敌兵一时与红军成对峙状态。加之后来敌我态势骤然发生变化，井冈山的红米饭哺育出的这支英雄部队只得忍辱含悲，怅然而返。1991年深秋，萧克将军重回井冈山，他追忆起当年攻打井冈不克的情况时，眼里闪着泪花，心情依然是那么感慨和激动不已。 挥手从兹去 西征路迢迢1934年7月初，湘赣省苏区的中心区域国民党占领，由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组成的红六军团已处于危险境地。为保全这支部队，同时为给即将进行的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探路”，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湘赣苏区红六军团下达训令，命令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进行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维埃区域，并规定了西征的路线、地域和行动计划。1934年8月7日，虽然酷暑难当，但当红六军团即将告别苦心经营6年之久的井冈山，官兵们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大丈夫兮一去不复返”之悲壮情怀。他们将能搬得动、带得走的物品全都捆绑好，在井冈山军民依依不舍，显得非常沉闷的气氛中，按照军团长萧克、党代表任弼时、军团政委王震的指令，从遂川县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开始迈步长征路。因大敌当前，加之时间紧迫，容不得红六军团官兵们儿女情长，部队迅即突破遂川县衙前、五斗江敌军封锁线，8月中旬，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后经资兴、郴县、桂阳、新田等县，8月中旬，到达湘江西零陵东北地区。随后再经嘉禾县进入广西北部，9月上在界首渡过湘江，9月11日进入湘南城步县境。10月24日终于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军第三师（原红二军团）胜利会师。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80余天，行程5000里，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实施了战略转移，起到了为中央红军主力进行掩护、侦察、探路的作用。 时为十八师师长的周仁杰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与中央的联系全靠从敌军中缴获的一部电台，当我们接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西征的电报后，部队不到一天半就集结完毕，然后果断地西征。（作者单位：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上 井 冈 山 去 康克清 我是个童养媳，我的养父是个地下党员。在万安暴动的前夕，我参加了乡农协，以后又参加了妇女协会，与曾华英一起在罗塘下街训练班学习，后来又参加了县巡视团，到各处去讲演。当时宣传的主要内容是一些政治口号：实行男女平等，公婆不能打儿媳，妇女剪掉鞭子，反对裹脚，反对封建迷信等。万安暴动是在八七会议以后举行的，但是在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时，也带来了一些“左”的东西。那时我们搞农民运动，在形式上虽然有一些“左”的做法，但对农民的宣传作用是很大的，整个农村都起来了。农民起来了，妇女起来了，连儿童团都起来了。我们不信神不信鬼，反对地主剥削，与挨户团作斗争，对厉害的婆婆，有时也捉来游街。我们把庙里的菩萨都烧掉了。 万安暴动攻打县城时，我没有参加，但是我们都争着要去，因为我们的年纪小，被留在乡里放哨。万安暴动时的领导人有曾天宇、张世熙、刘光万等。张世熙是县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三月以后，陈正人同志当过一段时间的县委书记）。万安暴动前夕，我们做了准备工作，如熬硝、制造土枪。我记得第四次攻打县城时，打了两三天。罗塘的农军是从河东王家登陆，攻向万安城的。守城的敌军很猖狂，向渡船的农军开枪，还击沉了船只。农军打下县城后，群众捉来了土豪劣绅严子颺，押到罗塘万寿宫踩杠子，罚了他的款。后来，他还是被我们枪毙了。一九二八年一月打开万安城，占领不几天就撤出来了。三月初，国民党朱培德的部队第八十一团开到了万安。当时罗塘湾驻了敌军一个营。暴动失败后的一天，曾天宇跑到罗塘湾土墩、分港，当时我们正在山头上开会。敌人来围歼我们，开始是八十团来“围剿“，后来是八十一团来”围剿“。曾天宇跑回家去，被八十一团围住。曾天宇在敌众我寡的危难情况下，用枪自杀了。敌人把曾天宇的尸体抬到县城北门悬尸。后来敌八十一团才慢慢撤走。当时我躲在外婆家。听说曾天宇同志牺牲了，我们都含恨在心，真想冲出去为他报仇，替他去死。 一九二八年中秋节过后，大概是九月间，陈毅同志带领一个营红军来到了罗塘湾。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宿营在村头。他们到罗塘湾三次。第一天我在家里，我家的窗子正对着大路，见到了部队，我们没有去开门。这天他们开到离罗塘湾不远的一个地方宿营，那地方离遂川于田圩只有十五里地。他们在那里刷写了不少标语口号，我们派了几个识字的人到那里去看。去看的人回来对我们说了标语的内容，并讲红军不进老百姓家，在外面宿营。因此，我们心里对这些红军部队很有好感。第二天，红军又来到了罗塘湾，我们组织妇女主动给红军筹集粮食、蔬菜，把地主的猪捉来杀了。第三天，红军又来到了罗塘湾。这天敌八十一团也从河西开到了罗塘湾，红军见敌人兵力强大，立即撤走。我们也跟着红军走了。开始跟红军走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七位女同志。我们到于田圩天还没有亮。第二天宿营在遂川城边。这天红军与白军打了一天，我们边打边撤，第三天上到井冈山。有些人由于吃不得苦，不愿离开家，半路上溜走了，最后只剩下八十人。这一点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过。 带领我们跟随红军上井冈山的是游必安，他是个大学生，懂一点军事，是我们的队长。当时万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光万也同我们一起随红军到井冈山。我们上井冈山，是从遂川黄坳、堆子前上山的，当时路很不好走，只有一条羊肠小道。我们驻在井冈山下遂川的一个叫小井的地方，任务是把守这一带路口。在山上，我们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离开了井冈山，跟随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在崇义上下烟过的阳历年，到大余休整了一段时间，在瑞金过阴历年，在大柏地与敌人打了一仗。这时遂川游击队回遂川去了，我们改编为万（安）泰（和）游击队。一九三○年二月，我们又回到东固，这时万泰游击队一部分人回到了万（安）泰（和）。我留在吉安陂头赣西特委，在军部直属队担任副指导员。

上井冈山前后滕代远 红五军上井冈山是受湖南省委指示,经湘赣鄂特委研究决定的。第一次到万载受阻折回。第二次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到达井冈山。 上山途中，我们在莲花与红四军的一支部队碰头，认识了毕占云、何长工。上山以后，确定红五军守山，毛主席、朱军长率领红四军下山，袁文才也跟着红四军下山了，半路上袁文才跑了回来。红四军下山后，敌人围攻井冈山，红五军没有守住，撤离井冈山，走了一两个月到信丰才与地下党取得联系。上山时的七八百人，这时只剩下二三百人。我们在雩都（今于都）消灭敌人一个营，我负伤后到瑞金、会昌一带治疗，红五军在雩都和红四军会师。毛主席叫彭德怀同志回井冈山恢复根据地，这时进攻井冈山的敌人已经撤了，彭德怀率红五军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又回到井冈山。 当时红五军虽然改为红四军三十三团，对外仍称红五军。红五军回井冈山后即收容伤兵与湘赣特委研究，经王佐同意，把红五军和王佐部队 统一组织起来，王佐部队编为红五军第五纵队，王佐当司令员，李灿当副司令员，何长工当党代表。 袁文才跑回来住在王佐处，王佐向何长工报告了这件事。 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是在一九三○年年初。黄公略到红六军当军长不久，红五军住在遂川、永新、吉安之间的一代上地方。一天，特委书记朱昌偕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来到军部，说湘赣边特委在永新开会，袁文才、王佐把枪摆在桌子上，要特委把地方武装交他们指挥，特委没有办法，要红五军支援，把他们解决掉。当时我们错误地听了一面之辞，彭德怀同志即下决心，派一个纵队，在纵队长郭秉生带领下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队解决了。这次行动，不是事先预谋的。 （尚静芳摘录）

红四军的战斗生活杨梅生一九二七年九月，秋收起义之后，部队在文家市会师。那天是我带班，毛主席穿了一套青洋布衣服，我因不认识主席，没有让他进，还报告了团长。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确定向井冈山进军的，当时一般战士是不可能知道的。离开文家市后，主席率领我们到了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了三湾改编。三湾改编以后到了古城，在古城开了个会。当时我们团的负责人是卢德铭，在芦溪牺牲了，以后余洒度逃跑了。部队到达大汾，然后进入井冈山的中心地带。“三大纪律”是一九二七年部队上山时提出来的，“六项注意”好象是在茅坪宣布的。井冈山斗争时期，生活是非常艰苦的。那时根据地就那么一块，敌人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包围起来，对我们进行封锁，困难是很大的。除了根据地，还有游击区。在游击区靠打土豪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有的地区富，土豪多一 些；有的地区穷，土豪少。打土豪得来的皮衣进行拍卖，想办法买布做服。由于经济困难，当时每人每天的伙食很少，一般是每人每天只有一角五分油、盐、柴、菜钱但也不一定，经济困难时每天就只有五分钱菜金。有时筹到了款子也会发一块钱作零用钱，筹不到款子就不发。衣服也很缺乏。当时到了十二月，天气很冷，红军官兵仍旧是穿两层单衣，但大家的情绪很高。因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实行官兵一致，从军长到炊事员都是一样，在政治经济上没有上下级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大家非常团结，考虑的是如何把革命进行到胜利，没有考虑生活上的问题。那时实行的是志愿兵制，不限制年龄，也无所谓官还是兵,吃饭的时候，每个班一个菜盆子，官兵都一样。黄洋界保卫战时我在茨坪。我们坚守黄洋界的是两个连。那时准备工作做得好，在黄洋界哨口前面都是竹钉。原来我们团部在桃寮，我到桃寮去了一两个星期，在路过黄洋界哨口时，我看见那里布满了竹钉。在井冈山时期，成立红四军，打仗一般都是二十八团打前锋，三十一团作预备队。后来有一次打永新时，前面的部队不够，把特务营也拉了上去。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每到一个地方，第一是发动群众。主席把和群众的关系看成鱼和水的关系，对群众做了大量的工作，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是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和其他革命组织。原来在井冈山地区有党的组织，但由于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党的组织遭到了破坏，主席上井冈山后就恢复和建立了党的组织，，同时还建立了各种革命群众组织。第三是发展武装。首先是建立赤卫队再发展到游击队，从游击队再升为红军大队，这样根据地就建立和巩固起来了。根据地有巩固的根据地和政府，乡建立乡工农兵政府。游击根据地就是我们经常到那里进行游击活动、没有建立稳定的革命政权的地区。主席一到井冈山就找群众进行宣传，长期遭受政治、经济压迫的劳苦大众，经过主席和广大红军战士的宣传教育，很快就发动起来了。那时我们一到某个地方就做群众工作进行调查，了解某某村庄都姓什么，哪些是贫雇农，哪些是土豪劣绅。边了解情况边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再选择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作为培养对象，发展为党员.发展一两个党员，还不能马上建立党小组，党员发展多了，就成立党小组和党支部，交给地方管。红军要帮助地方武装发展，要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情况下尽量武装地方，但发枪不直接发给群众个人，而是发给那里的组织。地方上的组织把枪发给谁，由他们自己决定。一九二八年七八月间，主席以一个团的兵力将敌十一个团围在永新近郊三十华里之内达二十五天之久，主要是靠赤卫队、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红军主力是相对的分散，用红军的力量和地方武装的力量对敌人进行四面游击，这样就把敌人困住，使敌人不敢出来。敌人在永新要柴要不到，要粮要不到，要菜要不到。敌人出来少数人搞采买，我们就捉他的采买，搞的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一个团能困敌十一个团，主要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了广大人民群众。敌人也最怕群众武装起来。当时，我们在井冈山之所以吃红糙米，一是没有时间把红糙米的皮搞掉，二是粮食缺乏。主席当年亲自和红军战士一起挑粮上山，就是为了储备充足的粮食，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准备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新“会剿”。那时天天吃红米、南瓜，有些人吃了还拉肚子，但战士们还是坚持下来了。（尚静芳摘录）

2007、9、17 星期一 晴 2007年9月17日，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来到井冈山拍摄外景，一个星期下来，我陪同中央电视台导演和编剧到了王佐、袁文才两位先烈的故里，所见所闻，为革命先烈事迹所感动，也为革命后代的风范所钦佩，但愿革命先烈永垂不朽，也祝愿革命后代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欣欣向荣！革命烈士 袁文才革命烈士 王佐袁文才，1898年出生，江西井冈山市人。王佐，1898年出生，江西井冈山市人。袁文才、王佐都生长在井冈山地区，早年因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相继投身绿林，组织队伍，“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在茅坪和茨坪遥相呼应，控制了整个井冈山。 王佐故里--井冈山下庄1926年9月，在中共宁冈县支部领导下，袁文才率部参加宁冈暴动，任县人民委员会军事部长、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并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王佐也把自己的队伍改编成党领导的遂川县农民自卫军，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编创人员与革命后代在袁文才故里井冈山茅坪合影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积极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他们也愿意向共产党靠拢，把毛泽东和起义部队接上井冈山，并率部接受改编，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军队伍的艰苦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创人员与革命后代在王佐故里--井冈山下庄合影1928年初，经过改编后的袁文才和王佐所部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不久，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团长和副团长。同时，他们还兼任遂川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执行常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袁文才还担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其间，他们率领部队先后参加了宁冈新城战斗、龙源口战斗和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屡立战功。 王佐吊羊处---黄坳船肚马江保财主家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袁文才曾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征。王佐则率部队配合彭德怀指挥的红五军守卫井冈山，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1929年4月，王佐的部队与宁冈、永新、莲花三县赤卫大队合并为独立团，他任团长。后独立团编入红五军第五纵队，王佐任司令员，一直坚守在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使井冈山红旗始终不倒。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含冤牺牲，时年32岁。兄弟情深(袁文才孙子袁全芳与王佐孙子王生茂在一起)1950年，党和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亲切地会见了他们的家属。（文、图：肖邮华）

（一）　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成立在周磐要我担任团长之后的两三天，到周磐处，我讲了团打算办一个学兵连，统一一下战术、战斗动作和内务管理。周磐说师也要办一个学校，我说，那很好，办一个随营学校，团就不办学兵连了。周和师参谋长杜际唐都说，办随营学校就是没有这样的人才。他想了很久，也想不出什么人。我说：“办一个五百人左右的随营学校，总可以想出办法来嘛！”周说：“请际唐拟一个计划，名字就是随营学校好。校长人选呢？”我说：“师长兼，另设一个副校长。”他说：“副校长又是谁呢？不仅要有经验学识，而且要有朝气才行。”我看他一时想不出人来，即说：“你不是送黄公略去黄埔高级班深造吗？他十二月底就毕业了。”周说：“此人倒可以，但他走一年了，没有来过信。”我说：“今年师就没有固定地址，他写信寄到哪里呢！”他问：“你们通信吗？”我说：“来过两次信。”他说：“请你即刻写信给黄石（石是名字，公略是号）问问他吧，要他毕业后回师。”我说好吧！当天晚上，我召集李灿、李力、张荣生商谈。我说：“周磐想办一个随营学校，决定黄公略回师主办。前晚我们讨论团办学兵连暂时停止。由各营选送二十个学员，团特务连、机关枪连各选五人，共三十人去师随营学校行吗？一营请张荣生考虑，团直请李力考虑。”他们说，好吧。我说：“要选送有活动能力和政治上坚定可靠的人，去做二、三营和二、三团学员的工作。暂时只做这些人的酝酿工作。要秘密，不要公开。” 我们决心把士兵会的章程，变为随校的章程，在章程的前面加上一个总则：拥护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奉行三大政策，以救国爱民为宗旨。内容上改为打倒新军阀，把士兵委员会改为学员自治会等。在章程最后，写上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师长兼随营学校校长周磐。我当时想，如果周磐同意了，就等于批准了第一营土兵会章程。 第二天晚上将修改了的章程送给周磐，我首先说：“师长前天主张办一个随校，我觉得很好。蒋介石起家是手捧三民主义，口念总理遗嘱，伪行三大政策，骗苏联援助，共产党支持，同时办一个黄埔军校。一旦权力到手，三大政策变为反苏反共杀人民。”我又说：“共产党是打不倒的，也是杀不尽的。共产党上了这次当，得到教训，不会上第二次当了。独立五师的发展，也可能是三民主义，北伐经验，随营学校。师长抱救国爱民宗旨，我代拟了一个随营学校的宗旨和章程，请审核一下，是否可用。”他念到打倒新军阀时，特别感兴趣，马上叫杜参谋长来，说：“石穿写了随校宗旨，这是好的，请研究一下，字句也还要斟酌一下。现在就是要打倒新军阀。”周问：“一团有多少人？”我说：“官佐士兵共有三千零几十人。”我暗地高兴，今年元旦宜昌会议所讨论的士兵会章程的基本内容在师里取得了合法地位。但合法不等于现实，实现这个章程还需做很大努力。 一九二七年冬，开始筹备师随营学校。 不久收到公略来信，说已收到我的信及寄去的旅费，他正在参加毕业考试，二月毕业后决定到我处。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黄公略由粤回南县团部，使人高兴。顷刻李灿等闻讯跑来，交谈了一年多来的情况。晚饭后除谈团的情况外，又谈到随校筹备工作快完毕，周兼校长，黄公略为副校长，实际周不会来校，对工作反而会有好处；军事教科书以湖南讲武堂的教材为准，正在翻印。讲到学校宗旨章程时，其中有打倒新军阀，黄石突然发问，新军阀指谁呀？我说：“当然是指蒋介石。”黄公略突然发怒说：“我们的校长”如何如何……大家也突然失色：一切秘密工作都告诉了他，这还了得！大家气愤到不可形容。我说：“公略呀！我们多年友好，过去你说，对革命事业如何如何，现在一反过去，那就好吧！你走你蒋介石的阳关大道，我走我艰难险阻的独木桥。”张荣生拿了一条毛巾在他嘴上一封，颈项上一缚，黄石脸上立即发白。张荣生、李力都说：“绞死他，今晚抛到南县河中去灭迹。”这时，黄石手指着皮鞋后跟，被邓萍察觉，邓说：“慢一点，放松一些，等他好出气，跑不了的。”把皮鞋后跟扦开，发现了广东省委的介绍信。大家猛吃一惊，半小时后，他才清醒过来。我说：“公略！你这是干什么？开这样大的玩笑！”他说：“你现在当了团长，谁知道你是真革命还是反革命。”又说：“还有黄纯一同志一道来的，在外面伙铺里，请派人接他进来。还有一个贺国中同志，候补党员，不知他今天到了没有，请到伙铺里查明一下。”幸而当即弄清了真相，马上消除了误会，免除了意外的损失。翌日早餐后，我和公略到团部门外柳阴堤上席地坐下，看了一会儿渔民拔钩收鱼。他谈到广州暴动的意义和失败后的那种白色恐怖，杀人之多之惨，真难以令人置信。路过上海、汉口、岳州，旅馆到处写着“休谈国事，宽饮自乐”。南县空气没有那样紧张。他问我近几月来在想些什么？我说想的可多呢。去年一月你去黄埔学习我不高兴，二三月，三十五军和一师，先后即开澧水下中游，何键大搞佛法运动，什么“佛法无边，与三民主义殊途同归”呀！受戒呀！开佛会念经呀！戴斗垣旅驻慈利县，杀死江垭区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反革命在准备是很明显的。我们到了岳州不久，夏斗寅军进攻武昌，马日事变时，我两次向周磐建议消灭夏斗寅、许克祥，挽救革命危机，他都不干。唐生智东征失败后，第一师退回南华安，才摆脱何键控制。我们也谈了各次武装起义的问题，觉得在现代技术发展情况下，根据地是重要的，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我们还谈了蒋介石并没有统一中国的问题。他只控制江、浙、闽、淮四省，对湘、鄂、赣、豫四省只是半控制；东北易帜而未改制〔38〕，西北仍属冯玉祥和地方军控制，西南原封未动；两广勾结法国，实行割据。中国的局势是：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独霸中国固不可能，和平瓜分也不可能。实际是帝国主义国家各自勾结一派军阀，狼狈为奸，扩大势力范围。因此，军阀战争是不可免的。为了巩固周磐办随校的决心，我把上述看法和周谈过。把士兵会章程略加修改成随校宗旨，其中打倒新军阀一句，周很感兴趣。黄问：“周磐这个人有什么打算？”我说：“才比袁植小，野心比袁植还大。利用我替他练兵打仗，利用你替他办学校培养走狗。打倒新军阀，目的在代替蒋介石，充分暴露了他的野心；马日事变他袖手旁观，暴露了他反共的本质。” 我还谈到自成立党的支部后，救贫会即停止活动，今后党支部直接领导士兵会。公略说：“救贫会还保存着吗？”我说：“是的，还保存着。去年‘六一惨案’〔39〕时，李灿、张荣生来长沙就是来讨论救贫会如何配合反日运动。你当时劝我不要再搞这个，说作用不大且危险，故以后的活动未通知你了。那次我们决定秘密活动，支援学生禁止日货的运动，抗议日本人打死中国工人的残暴行为，达到在一连内对士兵进行爱国教育的目的，没有公开行动。现在士兵会也由公开转入秘密了。过去全体官兵皆是会员，已宣布解散。又秘密进行登记，保存约六十人，全在一营和团特务连、机关枪连。清算委员会名义还公开存在。对士兵教育，除士兵会章程外，还有为工人农民服务的口号，仍照常进行。三营一个会员也没有，二营仅有两个对象，军队组织严密，很不易接近士兵。原想团办一个学兵连来开展二、三营士兵会工作，周磐说要办师随营学校，我们即取消了办学兵连的意图。现在造就了三十个班长和上等兵，均是秘密土兵会员，准备送随校，在基层中秘密开展士兵会的工作。” 他写了一首诗递给我：“广暴〔40〕失败旗帜在，树立红军苏维埃。旅沪武岳语弃市，乌云蔽日只暂时。欣谈时局喜春风，柳絮飞舞庆重逢。锦绣洞庭八百里，四江精粹在湖滨。”当天上午约谈四小时。我不会作诗，编了几句顺口溜给他：“求知心切去黄埔，夜梦依依我不然。马日事变教训大，革命必须有武装。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磐办随校，谨慎争取两年时。”他看完后，我说：“关键在‘谨慎争取两年时’。一旦暴露，周磐必下毒手，我们就会遭到损失。”公略还关心地问：“最近看什么书”？我说：“看三本书：《共产主义ABC》（布哈林著）、《通俗资本论》（李季编）、《水浒传》。”“你像《水浒》上的谁？”“有些类似李逵。” 还在闲谈其他时，张荣生跑来说：“黄纯一、贺国中都到了团部，等你们吃饭，已十二时了。”我起身回团部，看见黄像一个文雅书生，贺是一个豪放的白胖青年。我当即通知师部杜参谋长说：“黄公略和另两位已到团部，明天到师部来看你，请电告师长吧！”杜说：“很好，很好。学校准备已大体就绪了！”饭后，我把随校规模，准备概况，周办学校的目的，杜参谋长为人性格都谈了一下。第二天，他们三人见杜后，彼此印象很好。周磐接电后，第三天由长沙赶回南县主持开学。 在开学典礼上，宣布黄公略为校长，贺国中为教育长，黄纯一为大队长。对他们的工作安排出乎意外的满意。黄公略为少校，其他为上尉。周磐这天讲话，除继承北伐那些政策口号外，还强调打倒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士豪劣绅，特别强调打倒新军阀，几乎完全是按照随校宗旨讲的。 开学典礼后，我约公略、纯一、国中三人到团部我处商量今后工作，开了一次党的会议。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左右，特委张匡出席。谈论周磐变化为什么这样大呢？找不到原因，留待以后事实去分晓吧！又谈到这次随校章程，实际上是一九二七年元旦一营士兵会章程，只加上了打倒新军阀。如果能坚决贯彻，工作方法又对头，在随校中每期毕业时，能够吸收三分之一为秘密士兵会员，到年关做到二、三两团每连平均有个会员；明年按情况，再发展一些，做到每个团中有一两个进步连为核心，全师以一团为核心，在情况有利时，就可争取全师起义。从一营经验来看，争取军队进步，使其成为革命的军队，为工人农民服务，是很不容易的。军队中的秘密工作，没有进步军官作掩护是难以开展的；在一个营里的连、排长中，如没有一两个进步的、具有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决心的人，是不行的。前年在嘛嚎口营部会议时，有同志提出工作要突出，不突出不能带动落后；但不要孤立，孤立就会遭到破坏。他们要我多做军官工作，他们多做士兵工作，上下配合，才能有成效。近年来这方面有成绩。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贺国中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此时，我们有了八个党员。特委出席人张匡指示成立团党委，随校成立分支，黄公略为分支书，受团党委领导。团党委书记仍以彭为适宜。当时无人反对也无人复议。张荣生说：“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秘密，凡属党内来接头的人，应先找邓萍，不应先找团长，以免暴露。”大家表示同意。 （二）闹饷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几日独立五师突然奉命开赴平江，接阎仲儒旅防务“剿共”，随校开岳州。 已经三个多月不发饷了，去年还有两个月未发清，欠饷已五个月。团党委决定在开拔前有计划地发动一次闹饷运动，以提高士兵的觉悟。闹饷要有统一的计划，步调一致，力量才大。 当时一营和团直属队、机枪连、特务连都建立了秘密的士兵会。经过士兵会的周密活动，由一团推动二、三团和随校，大体全师闹饷，把周磐闹得惊慌失措，取得闹炯的完全胜利。这无意中成为不久以后的平江起义的准备工作。 闹饷办法，是首先做好宣传工作：大量进行通俗宣传，把经济要求和政治目的联系起来——过去来当兵说是来革命，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又减息；现在既不革命又不发饷，减租减息更不讲，还要“剿共”打农会，这是谁要这样干的呢？蒋介石！当兵每月六元五，除了伙食三元三角，只剩三元二角又不发，叫人难不难？难！三个月不发饷，去年还有两月未发清，穿草鞋吸黄烟无法想，家里父母妻子要吃饭又怎办？！请长官替我们士兵想想。 然后是组织工作：由张荣生领导一营班长串通二、三营班长，尽可能多地吸收排长参加；班长在本班开秘密会，讨论通俗传单，并启发士兵自己写传单，然后向团部团长诉苦；团部团长向师部师长如实反映，并告诉各营长和通报二、三团，造成声势；随校发动学员，向原属部队反映，甚至推选代表回原部队串通，经过秘密士兵会员，发动罢课。准备五天，第六天行动。上午向团部团长，下午向师部请愿，向市民、学校发传单，争取社会同情，声势越大越好。 第六天照计划进行。接近中午时，师长来电话：“石穿呀！听说你团闹饷，真出人意外。”我说：“不是少数人，而是全团闹饷。上午到金团附处，后来找到我处。他们要我想办法，我说：‘财政是公开的，团经理处的账，你们可以去算’，他们要求我报告师长，替他们想办法。”我对周磐说：“现在全师要开平江剿共，不发一点饷是不好办的，士兵的理由是正当的。二、三团没闹饷吗？如果他们也闹起来了，就更不好办了。”他即喊杜际唐问二、三团情形，问杜：你说怎办？又说，街上也有传单，商会恐慌。杜告周，三团也闹饷，情况紧急，二团还没问。周即告我说：“杜际唐说，三团也闹起来了。”我说：“是要想办法啊！否则有危险。民国九年那次大闹饷，全省军队都向长沙开，只听士兵代表的话，不听长官的话。”周说：“是呀（那时周当连长，怕得要死）。”他又说：“你同土兵代表谈谈，师部现在只有一万块钱。”我说：“这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士兵代表在外面等着回答。等一会儿再报告师长。”这些话士兵代表都听到了。我问怎么办？张荣生就对代表们大声说：“把团长的态度告诉班内弟兄，下午去师部请愿。”大家说：“好！” 我又打电话告周磐，他们要到师长那里去。我说，在南华安三县可暂借十万元，以盐税、鱼税、百货厘金做抵，不要两个月即可还清。具体办法向南县商会借五万元，安乡三万元，华容二万元。师部可以不出面，由各团直接向商会交涉，如此可发清今年一月的饷，每兵三元。去年还有两月未发清，大概还要二万多。此外军官发多少，由师部统一规定。一团大约有三万元即可，余交师部。师长同意的话，我就去南县商会。他说同意。 我到南县商会说，现在兵要饷，理由正当。今年三个多月，去年还有两月未发清，现在又要开差。如果处理不好，搞一个大兵变，地方才会糟糕。商会长连称：是！是！我提出向商会暂借五万元，以盐税、鱼税和百货厘金做抵，大概两月还清。他说可以，但要宽限。我说，不能太久，兵变如烈火。议定次日正午交齐。我说，收据由师部盐、鱼、厘金税支票做抵。他说可以。我就在商会把情况电话告周磐，他很高兴。商会知是师部要筹的。我即回团部，叫团附通知二、三团关于南县筹款情形。 （三）开赴平江一九二八年四月底、五月初（阴历），全师先后到达平江。师部直属队、一团的一、三营驻县城；二营驻城南四五十里之思村；第二团驻城北五十里至南江桥一线；第三团驻东乡的长寿街、嘉义镇一线；随营学校驻岳州。 阎仲儒旅驻平江，伙同大量反动民团清乡，虽然经过大半年的残酷镇压、烧杀抢掠，破坏极端严重，但革命群众并没有完全被镇压下去，党的县委还存在，也有少量的农民游击队在继续反抗。 一团是随师部最后一天到平江的。所有反动组织、县署、民团等，都到城西十里外迎接周磐，捧之为平江七十万民众的“再生父母”。我们到达后，听了李灿、张荣生同志等前站人员的汇报（他们是前数日来了解情况和设营的）。他们说：阎旅和民团、清乡队等，在“清乡”中抢劫烧杀，捉鸡、杀猪、牵牛，拿农民的东西，其行为比土匪还坏。东乡、东南乡和东北乡的房屋已烧近半数。班房里关的人总在千人以上，净是贫苦农民和青年学生。天气炎热，加上饥饿、疾病，每天死亡少则数人，多则十数人。晚间还要杀人，白色恐怖异常严重。 当晚召开团党委会议，讨论如何制止清乡匪军的烧杀抢掠，如何减轻人民的痛苦，并研究了对策：1．立即分别组织前站人员到各营连，报告当地反动统治的情况；2．在清乡时，必须监督反动民团，不准他们有任何残民行为；3．对本团也要认真进行纪律教育，士兵会员要起积极作用；4．把孙中山扶助农工政策，同士兵会为工农服务联系起来。今天就是如何保护农工的实际利益，反对清乡队捉鸡、杀猪、牵牛、抢掠等土匪行为。要写传单、标语和进行口头宣传。 第二营到思村驻防后，不搞什么清乡，经过宣传，只有五六天，群众就陆续回家生产。 第二天，周磐召集团长、营长开会，分配各团营驻地。我先到周处，同周磐谈阎旅和民团纪律很坏，这不是“剿共”，而是军逼民反。周在会上讲了话，表示要严申军纪，不准扰害良民。 我团第三营驻北门城关内外，城门外有一错树坪，是三营操场，也是县衙门和清乡委员会杀人场所。被害青年英勇倔强，大喊“打倒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引起士兵同情，仇恨国民党。那些被害的青年男女学生又喊出“革命的兵友们，快救救我们吧！”该营士兵大受感动，几次自动地阻挡杀人，一听说要杀人，即出操占领操场，不许他们杀人。 阎旅搞了一个彻底“清剿”计划，相当严密（包括五师、阎旅、民团，推周磐为总指挥），准备五月十日以后开始实行，结束后，阎旅即开茶陵。我想如能把“清剿”计划送给县委，对地方党的工作是有帮助的。正在考虑时，有一个名叫毛宗武的忽然来到我处。他曾于民国五年在第二连袁植处当兵，我当时在一连当兵，故相识。他说，这次准备在此多住几天，因乡间共产党闹事。我说，很欢迎！以故友相待，把清乡计划故意压在书下，对毛说：“我今天外出，晚上才回，你就在我房子内玩玩。”我又告诉李光，无事不要多去，让他好抄“清剿”计划。李光说：“知道了。”黄昏回到团部住室，毛就要走，我说：“你把清乡计划抄好了，想送回去是吧！”他开始不承认，我说：“你口袋里是什么？”他十分恐慌。我说：“你既敢来，就不要怕，你知道盗书的故事吗？”他说知道。我说：“我也知道你是侦探。”他说：“在思村第二营，了解那是属于你团的。他们驻防一不清乡，二不扰民，三在演习时，把子弹用纸包好，放在地下。故县委派我来以找老友为名，打听一下究竟。”我问他在县委做什么工作，他说做交通。我说：“你快化装穿军衣回去。”派张荣生送他出城去思村。他说：“明午可到县委。”我说：“过了思村以后，更要小心。”他说：“我不是抄的全文，改写了许多，别人看不懂，即使被捕拷打，我也是不会供出的，你放心。”我说：“黄金洞是三团的合击点，这团最反动。县委须靠近思村二营十五里外，不要太近。营中也是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出去清乡不会超出十里，也不会拿东西捉人。如有游击队，就先走开吧！” 独立第五师内一些人的政治情况：第三团团长刘济仁最反动。第二团团长张超，是典型的中间派，较开明，常来我处谈些时事，他也懂得最后胜利会属于共产党。马日事变后，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左右两边都不参加，站在旁观地位。我曾把阎旅、民团纪律之坏写信告诉过他。第一团二营营长陈鹏飞，人还比较开明。第三营营长杨超凡反动，与士兵还有联系，因长期肺病不愈被免职，调金团附兼营长。金系保定生，甚反动，但与土兵无联系。九连连长病故，三团三营营长因贪污被撤职，周磐要调黄纯一任九连连长，黄公略任三团三营营长，随校由贺国中（教育长）代理，征询我的意见，我同意。这样，党在三团安下了重要的点。 驻平江城约半月，周磐宴请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亦到宴。其中有一名胖得像大肥猪，名叫张挺，系清乡委员会主任。此人最反动，在宴会时讲话，对周磐捧得肉麻。他站立起来敬周磐酒时，称周为平江“再生父母”，又暗示周未杀人有错误，要他多杀人。说，走出平江城五里外，随便捉一人杀掉都不会错。我抓住他这话，气愤地说：“照张先生这样说，七十五万人中约七十万可杀，后人将评曰：‘前有张献忠屠川，后有张挺血洗平江’，张挺先生不愧为张献忠的后代。此乃张先生万世罪名，请三思之！据我看，如果平江真有这么多共产党人，与张先生清乡有关。你带的民团清乡队，借清乡之名，到处捉鸡杀猪牵牛，抢掠民物民财，随便捉人杀人，十室十空，比土匪还甚，张先生能辞其责吗？不应杀吗？！”全厅土劣百余人，面如土色，空气为之一变，皆说：“张先生失言！失言！”逼得周磐不得不说：“真正的土豪劣绅要打倒，良民正绅要保护。”宴会不欢而散。 翌日中午，周磐马弁陈玉成来说，周明天去长沙，请派李灿率第二连护送至金井（平江与长沙之间），第二日即回原驻地。这是周面告的，严守秘密。他从怀中拿出密电码本，说，这是周与李副师长通电密码。我抄了一本送给你保存，如有至关紧要机密事，我就译发两份，一份给李副师长，一份给你，特别机密要事，先给你，后给他。告诉我密码的用法，照他们原本用加减的办法即行。我交给陈十元电费，他只收了五元，军电半价，五元即够。陈是救贫会员，俊秀好学，不多言语，别人称他为玉姑娘，是袁植被杀后，从一连调去的。陈是周磐同乡，周对他很信任。 七月十八日晨，率传令排长张荣生和传令兵数人，乘马去思村第二营。陈鹏飞营长集合队伍，我讲了话。谈到平江县城反动统治情况，杀害青年学生、工人、农民无数，这些被害者英勇倔强，高呼口号。我还说，此地如有游击队扰乱，不要还枪，叫他们回去，以后我们互不扰乱。他们不是土匪，而是农民自卫队。他们是革命的，我们迟早也要走这条路。讲话时有市民和农民在几百米外听。讲完话后，即到陈鹏飞营部吃午饭。 恰在这时，他的亲戚从长沙来，说昨天长沙破获共产党，发现有随营学校校长黄公略亲笔写的通行证，是周磐认出笔迹的。我和陈营长听后，无心再吃饭了。他的亲戚在旁屋休息，陈鹏飞很紧张地说：“我们同公略都是讲武堂同学，团长想法救救他。”我说：“你想想看，怎样才能救他呢？”陈说：“你放他逃走，或隐蔽起来。”陈虽同情公略，但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认识，而是出于私人感情。陈和黄公略的私人关系不坏，特别在讲武堂同班这段关系更好。我的救法不敢告诉他，只是说：回到团部了解长沙情况后，再告诉你吧！他送我到镇外，还再三说：“我们同公略同事又同学，团长同他的关系更深，一定要救出他来。”最后，陈深切地叫我：“石穿！只要能救黄公略脱险，一切我都听你的话。”我内心很感激他这句话，亲切地握了他的手。告别时，我说：“我的心情和你一样！” 此人在十一月上旬湘鄂赣三省白军“会剿”时逃走了，他留下一封信，表示决不反共，实在吃不了这种苦。 在回城途中，张荣生汇报了二营工作。在三仙湖时的两对象，现在已是正式会员，他们还各吸收了一个。二营野外演习了两次，就在市场二里内，未远出，士兵会员用纸包了两排子弹放在茶树下：老百姓都在家，没有逃跑的。今天讲话对士兵有鼓舞，军官中有怀疑者。 （四）决心起义回平江城大概下午四点左右，其热如焚，未回团部，即到电报局。局长接待说：“团长盛暑巡防，为国为民……”我问他：“长沙有电报来吗？”“有密电给你，还有一份是给师部的，正在核对。”我说：“正要去师部，交我带去吧！”他说好。我给了他两份电报的收条，回到团部译出，是陈玉成给我的电：南华安共产党特委已破获，特委负责人在长沙被捕，供出黄是共产党，周认出是公略亲笔写的通行证，要慧根（李副师长号）立即逮捕公略、纯一、国中三人。外无其他。周给李副师长电，大意也如此。我告张荣生立即通知团党委同志，下午七时到县立医院黄纯一病室开会，因纯一肺病复发，都以看病为名。 一会儿邓萍来告我：“省委特派员滕代远同志来了，他到湘东平江、浏阳巡视地方工作，现安置在李灿处旁边住了。”我高兴地说：“真巧！”我把在陈鹏飞处得到的情况告诉了他们，把陈玉成来的电报给他们看了。张荣生生气地埋怨黄公略说：“在南县时，特委要我搞通行证盖团部关防，我未给，批评了他们。”我说：“埋怨无用，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处理。”邓萍问：“怎么办呢？”我说：“现在只有起义（当时叫暴动），决不能有任何犹豫。”邓、张几乎同声说，好在掌握了情况，否则被一网打尽。 我来到黄纯一病室时，他们都已到达，邓萍、张荣生、黄纯一、李灿、李力、李光、滕代远，包括我在内共八人。邓萍介绍滕的来历，大家高兴，表示欢迎。我讲了长沙反动政府捉去特委通信员，搜出了公略亲笔通行证的情况，说，今天开团党委紧急会议，请同志们讨论是否起义。李灿说，时机不成熟，仓促了一些，形势对我不大有利，到年底也许要好些。让公略三人逃走，万不得已时，团长也可避开。他对起义似有一点犹豫。我说：“决心起义，一点也不能犹豫！犹豫就会失败。”李灿马上说：“放弃犹豫，赞成马上起义！”张荣生说了一营情况：工作有把握，士兵仇恨反动县政府和清乡委员会。把他们杀害青年学生、农民的情况，在部队中传达后，士兵愤慨异常。李力说：特务连和机关枪连也是如此，只有师特务营一点反应也没有，还是一块铁板。张荣生插话：“主要是没有去做工作。第二营士兵情绪差，也是没有做工作。”黄纯一说：“第三营近月以来，工作有很大发展，士兵愤恨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派，情绪一天天上涨。现在白天县政府和清乡委员会不敢杀人，更不敢在错树坪杀人。夜晚杀人，士兵也自动组织巡逻阻挠他们。大家对团长还有怀疑和埋怨，为什么团长不出来干涉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出来领导一团杀掉这些王八蛋？”我说：“这些只是你九连吗？”他说：“不，十、十一、十二连也不相上下。”他说：“现在准备介绍三个人加入共产党。九连有班长李聚奎。”张荣生说：“错树坪杀害农民及青年学生的惨状，和三营士兵愤慨阻拦杀人的情况，通知了一、二营、特务连、机枪连，就是没有通知师特务营。”我说：“第一营和团直属队的秘密士兵会要主动自下而上的要求恢复士兵会。今晚召集秘密士兵会员，做好准备，说明要闹饷。现在欠饷比南县更久，快五个月未发，从三月起只预支两元。闹饷是发动起义的主要手段，由秘密到公开，争取营、连、排长参加或同情，也可以说团长同意这样干。只有闹饷，才可冲破师特务营（只有二百余人）这个堡垒，团结全团绝大多数人；才能有效地防御二、三两团可能的进攻。”大家听了以闹饷为手段，信心百倍，劲头大增，非常高兴，说有过去闹饷的经验，一定能胜利。几乎同一声音：“决心起义，毫不动摇！”决定七月二十二日（阴历六月六日）下午一点钟乘敌人午睡时起义。 具体分工：李力同志负责组织机枪、特务两连的力量，派出代表向师特务营串通闹饷；李灿、张荣生两同志负责领导一营并串通二营闹饷，组织士兵委员会，争取营长和连长参加或同情，张荣生同志并组织团本部和二、三两团留守处人员闹饷。李光同志即晚送信嘉义镇三团三营黄公略，嘱咐二十二日下午一时起义，只能略迟，不能提前，以闹饷为手段派席洪全、郭××送信岳州贺国中，告诉上述情况，要他立即将随校开来平江，只说是师部命令，估计十九日晚、至迟二十日午可以送到；省特派员滕代远同志（是平江起义领导者之一）负责政治工作，邓萍同志参加，起草起义的标语、口号、传单、布告等（滕并负责联系地方党及成立政府等事）。我负责消灭反动民团、清乡队、警察、县署，释放犯人，解决师部等各项准备工作。具体由李灿商同雷振辉负责消灭清乡委员会的挨户团；黄纯一同志发动九连（尽可能争取全营参加）解决县警备队、警察，放出监狱犯人，看管师司令部，逮捕反动机关人员；团特务连和机枪连在起义时，监视师特务营。一切准备工作，要求于二十日午前完成，作出的具体计划送我进行必要的调整。二十日午，各项准备工作汇报一次。 二十日早饭后，以李慧根（副师长）名字发出密电给周磐：“砥公师座，巧电奉悉。三人已遵示逮捕，随校已令开来平江，请勿念。” 二十日午饭后，团党委召集会议听了汇报。经十九日的紧张工作，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完成。一营和机、特两连士兵会顺利恢复，官兵都很高兴；闹饷已经活动开了；惟二营还没有接到报告，送信给公略的李光还没有回来。会议提出：起义后官兵平等，军官包括团、营、连、排长均由士兵委员会选举。用最彻底的民主方式，打破旧式军队的习惯统治制度，洗刷反动军官，以便改造旧军队。请士兵委员会立即准备军官应选名单和应洗刷的军官名单，拟在二十一日团党委会上讨论通过。 二十日夜半的紧急情况：第三团团长刘济仁来电话说：黄公略是共产党，二十日黄昏借闹饷为名，杀死他的侄子——十一连连长，在嘉义镇向商会借了三千元，率队伍向南山逃跑了。他威胁说：“石穿！黄石是你推荐的，他叛逃你有责任哪！”我说：“是呀！责任以后再说，现在如何办？闹饷是一个大问题。现在五个多月不发饷，这个问题可能波及全师，那就成了大问题呀！”把他一吓，他那股说话的蛮劲就消失了，马上改口说：“是呀。不好办！”我感到闹饷是打中了他们的要害。过了一会儿，第二团团长张超也来电话说，三团三营营长率部叛变，原因是发动军队闹饷。我说，这个问题真令人不安，现在五个多月不发饷，一团素有闹饷习惯。二团规矩些，比较安心。他说：“这很难讲，谁能安心，担保他们不闹饷，下级军官也难免。”我说：“以后我们多联络吧！”他说好。听他们的口气，我们以闹饷为手段来发动起义，他们是没有勇气来进攻的，我心中松了一口气！ 张荣生来问：“这么晚，为什么还不睡？谁来电话？”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他，要他立即找邓萍来，同时请团党委其他同志来开会。张、邓说：“黄石麻子是怎么搞的呀！”邓说：“怎么办？”我说：“现在埋怨也无用，赶快以士兵会名义，写信给二、三两团各营、连、班长，只说五个月不发饷，还要清乡剿共杀农民；现在一团已经闹起来了，要求发清欠饷，不发饷不下乡，还要一起干共产党。信油印出来，邮寄二、三团和留守处。”让张荣生即派通信班带上工具，到城西五里以外，把通长沙电话线破坏，破坏得越多越好。并写上“共产党万岁”。 拂晓前，他们回到团部，我在高兴中哼道：“电传天书值千金，这是革命幸福根。度过明天难关日，念二午时红旗新。”邓萍听了不懂其中意思。我从衣袋里拿出周磐给李副师长的电报，邓萍看了问：“这是怎么到你手里的？”我说：“这可不能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这位俊秀好学的青年，这位无名英雄呀！我永远怀念着你！ 天快破晓时，滕代远、李灿、李力、黄纯一等同志到齐了。邓萍告诉大家，黄石已起义，率队伍开进嘉义镇以南大山中去了。大家听了有喜惧两种表情。我把刘济仁和张超两人电话告诉了大家，我说：“听他们口气，对闹饷有恐惧，我们起义时，他们不会来单独进攻。”我又说：“岳州、湘阴没有正规军，只有民团；长沙有七个团，浏阳有张辉瓒旅三个团；阎仲儒旅在醴陵，估计两三天甚至四五天内，不会有大军进攻。为了彻底消灭反动武装，充分准备是必要的。公略搞早了一点，但不要紧，也起了扰乱二、三团的作用。我们还是按原定计划不变，加紧策动二、三两团的闹饷工作，加紧对他们两团在城内留守处的工作，迅速邮寄出闹饷传单。”经过简短的讨论，大家同意按预定计划起义。 会议还讨论了宣誓的准备、起义后军队的名称番号、干部配备。我提议叫工农革命军，滕提议叫工农红军，大家同意工农红军的名称，番号为红五军（因为井冈山是红四军），原一团所属之一、二、三营扩编为一、四、七团。确定红五军实行党代表制，军官由士兵委员会选举。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起义胜利，每人发十二元慰劳金（分几次发，当时只发了四元）。俘虏遣散费要看现金和人数的具体情况再决定。讨论了由张荣生拿来的明天中午需要扣押的军官名单和代理人员的名单，这些名单均经过营、连士兵会拟就。确定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团长召集军官会议，扣留一批反动军官；十一时半团长到东门外天岳书院第一营大操场讲话，宣布起义。 大家在十分严肃紧张的气氛中工作，愉快地度过了二十一日。黄昏时，李灿来谈一营起义准备情况，他特别高兴地说：“去年五月‘马日’长沙许克祥团叛变；十四个月后的‘马日’，是一团在平江准备起义，这变化真快呀！”黄纯一、张荣生、李力他们都自动来谈准备工作。李力说：“师特务营闹饷的事已串通了，参加起义没有把握；但不会参加反动方面起阻碍作用，这有把握。”李灿说：“清乡委员会的反动部队，每日十二时半午睡，十四时半起床，这段时间除守卫者外，没有其他人在外面。这是今天亲自侦察的，我们下午一时起义正合适。”黄纯一谈：三营金营长有些不正常，心情有些不安，似有所察觉。各连已推选了闹饷代表，都秘密开了会，情绪很高，自动要求解散清乡委员会、挨户团、警备队、警察者不少。对放出牢里的犯人，是一致的要求。我说：“这就好办了，三营能参加起义，师特务营能中立，那就好了，那就胜利了。”他又说：“大家对金营长恨死了，主张枪毙他的也不少。”我说：“明天（二十二日）十时，团长召集军官会议，扣押金营长，由黄纯一代理营长，能通得过吗？不冒险吗？”大家说：不冒险，保证能通过，三营连、排长都恨金营长；由黄代理营长也能通过。团长如公开宣布金营长财政不公开，勾结反动豪绅，大家都会拥护。黄说：“通过没大问题，但我到九连时间短，不到一月，相互了解不深，即便有些信仰也不巩固。”我说：“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信仰暂时不巩固不太要紧，只要三营不抵抗起义就好了。”黄说：“这绝对有保证。” 我说：“大家来了，我们就开一个团党委会，找邓萍和滕特派员来吧。”滕、邓一会儿也来了。张荣生和李灿都说，一营长雷振辉、一连长李玉华从南县闹饷起，态度很好、很积极，这次恢复士兵会的公开组织，他们特别高兴，雷、李都要求加入共产党。我说：“他们怎样知道一团有共产党的？”李灿说：“雷振辉看到南县闹饷那样有计划、有秩序，就认为决不是士兵自发的，他言外之意是团长在幕后搞的。雷认为师长对彭团长信任。”我说：“雷营长和李玉华同周磐的关系很深，我和周磐一条路走，他们是支持我的；现在我和周磐走两条绝对不同的道路，他们就不一定拥护我了。他们幼小时家都很穷，但都想发财，李更甚。周磐在南县随校开学讲话很‘左’，打倒新军阀和土豪劣绅等，雷、李对周磐的底暂时还未摸着。这次起义，雷、李参加大概不会有大问题。此次士兵会公开后，他们都表示要为工人农民服务。”李灿、张荣生都说参加起义没有问题，如他们反动，在一营也逃不脱。 决定第二营不参加起义，在起义后调回平江改造，争取陈鹏飞同走一段路。 （五）“我们起义了！”二十二日十时，在团部召集营、连、排军官会议，宣布国民党罪恶；实行一九二七年一月士兵委员会章程，实行为工人农民服务，建立工农兵革命政府和工农红军；宣布第三营金营长经济手续不清，财政不公开，勾结平江土豪劣绅，即撤职查办，交特务连看押，任命九连连长黄纯一代理营长职务；其他连、排长十余人，对革命认识模糊，不执行士兵委员会章程，停职考查，暂不回连；他们的职务，由各营、连士兵委员会推选适当人代理，报告营、团部备案。 十一时半，到达东门外书院第一营操场开誓师大会。全体队列整齐，颈上围着红带，唤着革命口号：“为工人农民服务！”精神振奋，焕然一新。士兵委员会负责人宣布誓师大会开始，请团长讲话，欢呼雷动，盛极一时。我出席讲了话，大意是：宣布国民党反革命罪恶，打倒国民党政府；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建立工农兵革命政府，建立工农红军；官兵平等，军官由士兵委员会选举；拥护中国共产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现在就开始向平江县城进攻，彻底消灭挨户团、警备队；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释放被押人民群众；扣押反革命分子，组织革命法庭，审判治罪。希望你们坚决勇敢完成革命任务！宣读誓词，誓词大意：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给农民；建立工农红军，实行官兵平等，军官由士兵委员会选举，实行财政公开。现在就向平江反动县政府、民团、清乡队、清乡委员会进攻，坚决消灭他们！我们起义了，为工农服务开始了！当时会场的热烈气氛，真是无法形容。 大家颈上挂着红带子，队伍立时改变了样子，精神抖擞，个个摩拳擦掌，勇气百倍，向城进发。下午一点开始行动，到两点多钟反动武装全部缴械。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将全城反动武装肃清，比预计顺利，未打一枪，未死伤一人。我三点多进城，亲眼看到满街红旗飘扬，秩序井然。国民党旗和国旗都不见了，这完全是出于学生和市民的自动。从监狱中放出的革命人民自动在街上宣传，游行示威、喊口号、捉反动派。标语、传单满街都是，真是人人高兴，个个喜气洋洋。人民群众来来往往，喜笑颜开，商店照常营业，没有关门现象。我回到团部门外，一群学生、市民指着呼唤：这是彭团长呢！只有三四个小时，平江就变样了，当时感觉到革命威力真是无穷。邓萍夹着一捆红纸标语走来，他说：“胜利了，比预想顺利。”我说：“有点像革命来潮气象。”他说：“有点像。国民党屠杀人民，人民仇恨国民党。” 午后四时，第二营从思村开回平江城，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慰劳。由出狱学生组织的宣传队，向他们进行宣传。学生们讲得极为生动，对二营的教育很大。他们情绪还好，准备成立士兵委员会，由张荣生负责该营工作。 当晚九十点钟，又召开了一次团党委会，听了各方面简要汇报：缴获武器弹药数量不少，步枪近千支，子弹约百万发（主要是师部库存）；俘虏民团（挨户团）警察等两千余人；放出监狱人民群众约千余人；反动县长和清乡委员等均已逮捕，约三四百人，惟最反动的清乡委员会主任张挺早就离开平江去长沙了，师部李副师长、杜参谋长亦脱逃，余从县长以下无一漏网；从乡间逃进城的土豪劣绅还未清查，四城已禁止出入，城上已派巡逻，等天明后当地群众进城再来清查。张荣生说：“各方面胜利很大，工作均很好，惟财政收入成绩很小。师部经理处现金很少，仅有支票十余万元，是岳州海关拨款，现在拿不到钱。县税务局、田粮局现金也很少，不到千元。团部军需正随师经理处长到长沙领七八月经费未回，团部存款只有数百元。另有公积金约一万五千元。团长本人从讲武堂毕业回到一连任连长时起，到当营长、团长直至现在为止的薪金，共存有四千二百元。今年正月彭金华（二弟）来南县，说父亲、祖母死后欠了账，还没有房子住，给了他四百元，叫他不要告诉你。以前你说过，办公、杂支、临时费、开拔费、截旷费、特费等一切属公款性质的钱，节余下的均为公积金，不属私款项。你的薪金是私款项，是否还要保存一部分寄回家或自用？”我说：“我们是要打倒土豪劣绅和资本家，我不做这种人，再给你们来打我。通通作为公积金。”这样，连戴吉阶任团长时的公杂费等六千元总计二万七八千元。城内榷运局存官盐约百万斤，公粮和地主存粮约数万担，这两项如廉价出卖可得三四万元。大商店也可以筹一笔款，不过，万元以上的商人不多，有十来家五万元以上的茶商和油商，都是合股的，与张挺合股的三家，有人说张占三分之一，有人说占三分之二。 讨论结果：谷、盐减价卖一半，留一半最后分给赤贫户；不满一万元的商店不捐，满一万元以上者捐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反动派与一般商人合股经营者，没收反动派部分，按百分之三十交款。当铺如何处理？对当铺宣布没收，凭票无偿发还典当原物。 张荣生问：我们能在城内工作多久？我说：五天至七天。二、三两团今晚会分向浏阳、岳州方向退走。 二十三日，由士兵委员会组织宣传队向市区和郊区进行多种方式的宣传。宣传内容：官兵平等，废除肉刑；吃农民的饭，穿工人的衣，吃饭穿衣是工人农民的，我们要为工人农民服务。 这天，平江县委负责人先后到县城，滕代远同志领导他们进行组织工作，准备二十四日午后开庆祝起义的群众大会，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城内当地群众又搜查出一批反动恶霸地主，成立了临时革命法庭，处决了一批重要的反革命分子。缴获的枪支弹药交平江县委组织群众运往黄金洞山区，成立农民自卫队，食盐亦尽量运往山区。 当天午后，师随营学校从岳州安全到达平江城，情绪异常高涨，全部要求参加工农红军，我们组织了热烈的欢迎。原来打算对不愿参加红军，而一定要回原部队的，也准备热烈欢送，现在一个也没有。黄公略率第三团三营于当日下午四时到达平江城北五里处休息。公略先来到我处，高兴地谈了他们的经过。这时，团党委派去送信的李光急急忙忙跑来说：“队伍跑了，九连长贺仲斌煽动大家说，受了黄石的骗，黄石是共匪如何，如何。他们带着队伍向南跑步走了，我从隐蔽地跑回来的。”黄石气愤地说：“去追，可以喊回来的。”我说：“追不到，也喊不回来。一个人去追，会把你捉去。现已过了一小时，派部队去追，还要一小时才能出发，他们已走了二十里，让什么部队去追呢？”黄说：“驻思村的第二营。”我说：“二营于昨日下午四时已回平江城，事先未敢通知该营，是起义前两小时才用电话告诉的。该营并不十分可靠，现在起义基本上是胜利了，但内部还有叛变的可能。起义前一小时，捉了金营长、连长等共十余人，现正在动员组织各级士兵委员会，明天进行选举。三团三营起义过来，又叛变出去，这个教训对巩固一团有好处，说明对军官要进一步清洗。”贺国中听了起身就走，说：“危险，我们不要大意！”贺走后，我又对公略说：“你去三营还不到一个月，情况不熟，士兵不信任。刘济仁在部队中长期进行反动教育，革命成为不合法，反革命成为公开合法，在这种是非颠倒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异常艰苦的。要改变这种情况决非短期能做到，这不是原谅自己，而是事实。因此，应当全面考虑一下，取得教训；叛变并不特别意外，不要难过。我们没失去什么，反而对巩固一团部队有益处。” 二十三日黄昏后，大约是八时，团党委开了全体会议，到会人数是最多的一次：滕代远、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张荣生、李灿、李力、李光、邓萍和我共十人。公略把三团三营叛变情形讲了一遍，说是工作没做好。我把对这件事的分析又重复地讲了一下，着重说到发动士兵清洗不可靠的军官。会议讨论，为接受三团三营叛变的教训，须加强士兵委员会的领导，继续发动士兵群众选举军官；士兵自治，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实行一九二七年一月士兵委员会章程；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删去章程上减租减息这一句）。我说，向湖南省委建议留滕代远为红五军的党代表，大家都赞成。李灿、李力、张荣生都说：这次起义，一营雷振辉营长、一连李玉华连长、二营陈鹏飞营长，他们三人表现都很好。有的同志说：现在是顺利的时候，不知道将来困难艰苦时怎样。我问：“明天选举，他们通得过吗？”张荣生说：“通得过。”我说：“公略去四团当党代表好吗？”大家同意，我说：“长沙破获特委事，陈鹏飞营长对公略安危很关心，看来此人感情重于政治。” 二十四日上午士兵委员会在团部开联席会议，我出席讲了话。选出彭德怀为红五军军长兼十三师师长，邓萍为参谋长。成立一、四、七三个团，团长雷振辉、陈鹏飞、黄纯一，贺国中为七团副团长。会议通过团党委改为红五军军委，从军到连实行共产党党代表制，团以上建立政治部，保证革命化。欢迎滕代远为红五军党代表，李灿为一团党代表，黄公略为四团党代表，黄纯一兼七团党代表。红军接受共产党领导，保证永远为工人农民服务。 团党委改为红五军军委后，以党代表滕代远同志任书记。以党代表为各级党委书记，是当时红五军的制度。 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平江县委召集了群众大会，庆祝起义胜利，宣布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工农红军。红五军全体成员参加。参加大会的人在五万以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真是盛况空前，热烈异常。我和滕代远讲了话。军民热情之高，无法形容，使每个到会人员都得到鼓舞。 二十四日这天，从长沙得到电报电话的消息：二十五日反动派的军队准备向平江进攻，二十七日至迟二十九日到达平江近郊。我们在城内的工作应当在二十七日全部结束。 二十五日开了一个军事布置会议。团长、党代表均到会，讨论当时在平江城近郊的军事部署。想在敌人进攻平江城时，利用城周有利地形和熟悉情况，给进攻之敌一个打击，歼灭敌人一两个团，再行撤出平江城。以此来提高红军声威，然后有计划地向江西、鄂南发展。从这样的企图部署战斗：特务连、机枪连在城西做隐蔽的据点工事，引敌向该点进攻，给以杀伤；一团从正面出击，四、七两团南北夹击，消灭敌之一部，把进攻平江的敌军主力吸引到城区来，再行向平江城东乡和江西方面发展。按照这种想法，将一团置于城西机动位置；陈鹏飞、黄公略率四团位于城南三十里处，待敌向西门进攻时，从敌侧后由南向北突击；黄纯一、贺国中率七团位于城北三十里处，敌进攻西门时，由北向南突击。侦察地形，架好电话，选择预定合击点，总之，做好各种战斗准备。大家信心百倍，消灭敌之一部分是有把握的。七月二十九日，敌军进攻部署：以三个团指向长寿街（在平江东七十里）堵击我军退路；以五个团分为前后两个梯队，沿长平公路向城西关进攻。其第一梯队两个团，于上午九、十时向西门猛攻我第一团阵地时，遭我隐蔽据点机关枪火力点的猛烈袭击，大概死伤三百人以上。我黄纯一、贺国中率第七团于正午按预定计划，从敌侧后向南突击，将敌部署打乱，敌退至公路南侧。战至下午接近黄昏，敌第二梯队也已靠拢，还不见四团动静，遂打成相持局面。第一、七团和军直属队于黄昏退出战斗，经北乡转至东乡之龙门集结（靠江西之修水）。如果四团按预定计划，配合一、七两团歼灭敌先头梯队一至两个团，在战术上给敌以打击是可能的。第三天夜晚，四团才到龙门归队，始知他们在二十八日下午，即敌人进攻的前一天，离开指定地点自由行动，未经请示，即向浏阳方向单独去进攻第三团，企图喊回叛变了的三团三营。结果，第四团原约七百人损失大半，所剩不到三百人；七团伤亡一百余人，最大的损失是黄纯一同志阵亡；一团和机枪、特务两连共伤亡数十人。 二十五日军事会议的错误，是没有讨论战略方针，没有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战争的形式应是长期的进攻和反进攻。如有这样的观念，就会在敌进攻平江城以前，早一点主动撤出，让敌扑空，那就可以避免这些损失；就应将部队布置于长寿街和江西省的修水、铜鼓边界，以团为单位分散打土豪、分田地，做好群众工作。这样，才能联系人民群众，才能深入部队的阶级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当时，未尽可能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也没有认识到三大任务的统一性，说明我在当时是有很大的盲目性，缺乏马列主义路线和战略策略的认识。这就是我当红军的第一课，也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所犯的错误。 （六）　简短的结语平江起义是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艰难的时候；湘鄂赣三省反动军事力量比较强大，而以湖南为最；三省政治局势一般还是平静的，起义本身的准备和条件并不成熟。由于南华安特委被破坏，暴露了军队中党的成员，幸情报准确未遭毒手。如不当机立断，决心起义，这些暴露的同志固不能保存，未暴露的同志，也不易长期隐蔽下去。党在独立第五师一团建立起来的一点薄弱基础——八九个党员，有全部被摧毁的危险。团党委采取坚决态度领导起义，是完全正确的，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也是正确的。起义前，在同一个县境内，在同一个师中，有两个团是反动的，还有近两个地主武装，敌有多我两倍以上的优势力量，我仍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个别同志因急躁提早起义，该局部虽未收到良好效果，但未危害全局。在起义的全局方面，仍能沉着坚持，按照预定计划举行起义，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政纲。起义时革命的士兵群众组织比较普遍，党的成员只有八九人。起义后即遭到湘鄂赣三省反动军队的“会剿”，经过四十余天的打圈子战，才把敌人的“会剿”粉碎。那时，我们没有根据地，外省籍官兵又没有同当地的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地理人情都不熟，被迫接受紧张、连续的战斗任务。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刻，发生了一小部分人员动摇逃跑的现象。这种现象一暴露，在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的会议上，即决定把平江起义部队同地方农民游击队混合编组，使部队得到巩固和迅速发展。 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平江起义，至七月二十九日黄昏退出县城，这一段时间做了很重要的工作：用彻底的民主制度，粉碎了旧式的反革命军队制度，建立了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红五军崭新制度——没有这样一支红军的建立，就不可能迅速建立湘鄂赣边区大片苏维埃根据地；彻底粉碎了反革命的县政府、清乡委员会、国民党及其一切反动武装，这就是彻底捣毁了反革命机器；同时，迅速地武装了革命群众，建立了平江县临时苏维埃革命政府，释放了牢狱里的大批革命群众。平江县的反革命分子，杀害革命人民群众是无法数计的。我们成立了临时革命法庭，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替革命群众申了冤、出了气、撑了腰，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这是完全应该的，十分必要的。可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竟有个别人打着批判《怒潮》剧本的旗子，说什么“平江起义彭德怀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这不是侮辱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侮辱平江起义，侮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因而也就是侮辱共产党，站在反革命立场，替四十年前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否定一切，否定平江起义，这是不正确的，这是罪恶。有人还说什么在清乡时杀害了农民，历史文件和参加平江起义的现在还活着的人，都可以证明：第一团到平江三十六天（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二十二日）中，就根本没有清过乡；第一、三营和团直属队驻在平江城，就没有出去过；第二营虽然驻在南乡思村，也只在思村镇外几里以内野外演习过一两次。平江县南区党的地下工作者，早就有文章说明当时驻军的情形，此人还在。参加平江起义者，在人民解放军中，也还有人在。应当调查清楚，决不允许无中生有，别有用心地替反革命分子翻案。即或是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也应当批判。这种无事实根据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登载，不仅败坏报纸名誉，而且给投机分子、反革命两面派以可乘之机。 独立第五师一团在平江起义以前，同一切白军一样，是一支反革命军队，是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工具，是镇压工人农民革命的工具，这就是它的根本性质。它的士兵绝大多数是穿着军装的农民，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群众。强制他们为剥削者和压迫者服务，这就是白军中的基本矛盾。但它用最严密的组织和绝对服从的纪律约束士兵，不允许士兵有任何自由活动。它对士兵有十大斩罪（如“营私结党者斩”），一切违反剥削压迫者利益的言行，都是不合法的。它有一套用人、行政管理和等级制度，它用各种各样的欺骗（如说“军队是国家的”、“共产主义是不合国情的”等等）和对军官的优厚待遇，来进行管理、教育。要改变这种军队的性质是不容易的。我在这个军队中，利用合法身份进行非法秘密活动近十二年之久，做出来的成绩是很微小的。其经验就是要善于利用各种矛盾，使非法变为合法，如使士兵委员会章程变为随营学校宗旨等。非法（即革命）是目的，合法是手段，不然就成了合法主义，反而成为反动统治者的附庸或帮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矛盾在旧军队中是普遍地存在着，能灵活巧妙运用，就有机可乘；合法和非法斗争密切配合，达到统一行动。抗日战争时期，在伪军、伪组织中利用这种形式，起了一定的作用，保护了人民利益，但未很好地总结经验。注　释 〔38〕一九二八年六月初，控制北京军政府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退居关外，被日军谋杀。张学良继任奉系军阀首领。六月中旬，蒋介石南京政府宣布东北问题将采取“和平解决之方略”。随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互派代表，多次磋商。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从此将北京军政府的五色旗换成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旗帜。蒋介石南京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奉系军阀原有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项制度仍旧保留未变。 〔39〕一丸二三年四月五日，湖南工团联合会等发起组 织“湖南外交后援会”，展开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六月一日，外交后援会调查员在长沙湘江码头检查日货，遭到日本水兵的殴打，群众激于义愤，聚集码头 达千余人。当时，停泊湘江的日舰派水兵赶来行凶，开枪 打 死 二人，伤数十人，造成“六一惨案”。惨案发生后，长沙市民数万人集会示威，抬尸游行，并罢工罢课表示抗议。六月中旬，群众的抗议行动遭到军阀赵恒惕的镇压。 〔40）广暴，指一丸二七年十二月，张太雷、叶挺等领导的广州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