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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起义上井冈

更新时间:2007-07-19字号:T|T

我们在龙溪洞休息了一两天,就在毛泽东师长的率领下向井冈山前进。

当时,并不晓得什么井冈山,只知道在湘赣两省交界的地方有片大山,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就在那一带活动。

毛泽东是中央委员,部队中很多人习惯称他为毛委员。大革命时期,我曾经读过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其中揭示的真理深深折服。

这次,与他接触了短短的几天,他那轩昂的气度,敏捷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能因为我是湘南起义部队中第一个与他见面的,40年后——1968年的“五一”劳动节,我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笑着谈起了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他说:“我们是在龙溪洞见面的,那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

我真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毛主席还记得我和他的那次见面,还记得我们那支小小的农民起义武装。我回答说:“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有五、六百人,六、七十条枪,300多杆梭镖。”毛主席听后不住地点着说:“揭竿而起,揭竿而起!”记得在沔渡,我们会合了一支特殊的部队——水口山工人起义武装。水口山是衡阳西面的一个矿区,我在补充第5团时听说我们的团长、著名共产党人蒋先云去黄埔军校前,曾在水口山矿区做工人运动,并当工人俱乐部主任,因此对水口山这个名字颇感亲切。这支工人武装约有300人,百十条枪,是清一色的产业工人成份。他们从水口山走到湘南,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会合后,命名为第一师特务连,又走到湘赣边。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依然精神抖擞,威武严整,令我们这些农民军啧啧赞叹。

从沔渡到十都,见到了宜章县委和宜章农民团团部,我们归队后,一起到砻市集中。

砻市是宁冈的一个大集镇,群山环抱,清澈的龙江穿市而过,江畔屹立着一座古老而雄壮的建筑——龙江书院。我们一到砻市,就听说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都集中在这一带。宜章独立营营长龚楷对我说:“你还没见过朱德师长呢,我带你去见他。”

我在南昌起义前,不知道朱德的名字。起义后从行军的布告中得知,他是9军副军长,常率所属3、4个连打先锋。后来知道他是反袁护国军高级将领,到西欧和苏联留过学,是共产党员。湘南起义,我们都知道他起了主要作用。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了“马日事变”的罪魁祸首许克祥,真是大快人心。我心目中早已认定他“知兵”,自然很想见他。

龚楷带我到砻江书院,他走在前面,一推门,就听到一个四川口音说:“是龚楷吗?快进来,快进来!”

龚楷跨进门去,又听到那个声音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和你在一起的萧克没有来?”

龚楷马上把我拉到前面,说:“他就是。”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年约40来岁,身体健壮,面庞黑红,神色慈祥的老军人。不用龚楷介绍我就知道他是朱德。我激动地敬了一个军礼。

朱德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的名字我早就知道,你们干得好。”

我向朱德汇报了碕石暴动和在黄沙、梅田活动的情况,感慨地说:“南昌起义失败后,我苦苦地找党;湘南起义后,也到处找朱师长。”

朱德说:“现在革命力量在湘赣边大会合,今后,会有一个大发展。”

我们到砻市不久,就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称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我记得当时成立了3个师,下分9个团,其中28团是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的;31团是由秋收起义部队改编的;我们宜章农民军编为29团。井冈山农民袁文才与王佐等部队改编为32团。其余各团,都是湖南农民改编的。不久,龚楷调任28团任2连连长。我为29团2营7连连长。

红4军成立那天,在砻市南边的草坪上,举行了庆祝两军胜利会师和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很多,真是盛况空前。人们用许多禾桶排成方形,上面铺起门板、木板,作为大会讲台和舞台。毛泽东、朱德、王尔琢在大会上先后讲话。我现在还记得毛泽东那天讲的几句话,他说: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要遵守纪律,工人农民的东西即便一个鸡蛋也拿不得。

这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为以前也常听讲纪律,但没有像毛泽东讲得这样形象、深刻,特别是他说“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我觉得恰如其实。北伐时期,我们唱过工农兵大联合歌,现在更现实了。

井冈山第4军成立后,部队尚未整编完,就接到出发的命令。上级通知带5天的粮食,但没有讲去哪里,我们只知道要翻过那座有大小五井的高山。

仲春时节,山茶花红,油菜花黄,竹林翠绿,溪流碧青。我们沿山间小路盘旋而上,走了一会儿,朝下望去,白纱似的云彩竟飘拂在脚下,置身山中,如临仙境。

我们在大小五井住了一夜,又下到小行州住了一夜。在小行州,我第一次见到陈毅。南昌起义军南下时陈毅是25师73团指导员,但我并不认识他。

还在湘南起义时,人们常提到起义领导人朱德、陈毅,我才知道他的名字。

陈毅在湘南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的党代表,我在湘南第一师的布告上看到他的名字。井冈山时期,陈毅先后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主要做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他性格开朗、豪放、豁达,批评人很严厉,甚至骂人,但不记仇,大家又觉得他宽厚、诚恳,愿意与他交谈。我们到小行州的第二天一大早,又沿着朱砂冲的小路前行,8点左右到了黄拗。一出山口,就听到枪声炒豆般地响起来,黄坳街后面的两座山上火舌闪闪。枪声就是命令。我们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敌人的辟地冲去。

29团是湘南农军,有千把人,枪却不到300支,大部分人使用的武器是梭镖。这种梭镖长约2米,两刃雪白,刀柄是一寸直径的铁圆筒,插入木杆,刀刃下面围一圈红缨,衬着白晃晃的刀刃,好不威风。

农民军武器不好,但有冲劲儿,又仗着人多,分几路冲过去。只见漫山遍野的梭镖,像潮水一样,冲过黄坳河,又往山上冲,很快便把敌人冲垮了,缴了50多支枪。

战斗结束后,才知道交战对方是朱培德27师81团的一个营。我高兴极了,因为北伐时我就知道,朱培德部能打仗。我们这支农民军建立不过3个多月,到井冈山的头一仗就打垮了朱培德的部队,说明农民军也能打仗。当然,这一仗,说不上有什么好战术,就是靠革命农民的勇猛冲锋精神,加上人多,梭镖长,刀刃发亮,那个气势把敌人搞懵了,几下就垮掉了。

这个胜仗显示了农民军的威力,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还引来了另一个更大的胜利。

战斗结束的当天,我们住在黄坳。午饭后,军部和28团也来了。28团奉命开往五斗江。这天下午,从黄坳溃败的敌人跑回拿山,向团部报告,说是在黄坳被农民军袭击,并说我们没什么武器,都是梭镖。敌团长立即带着全团向五斗江反击。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一进五斗山就遭我28团的反击。

28团是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的,本来就是铁军,武器也好,一下就把敌81团打垮了,缴了370多条枪。第二天,我军向永新前进,28团为前卫,在进至永新城禾水之北,又击溃驻守该地之敌一个团和五斗江溃退之敌残部。

战史上称之为“一打永新”。

占领永新后,29团就到城东面的石灰桥、高桥头等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农民协会、苏维埃政府、游击队。因为工作对象是农民,我们自己也是农民,建立和参加过农民革命组织,所以我们这支农民队伍做地方工作也很得力。

29团团长胡少海在社会活动方面有经验。他是湖南宜章人,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但他在外读书,接受了进步思想,曾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在湘粤边搞军事活动。大革命时期受共产党的影响,成为同情者。湘南起义时,朱德就是以他的名义,把部队带进宜章城,取得年关暴动胜利,并揭开了湘南大起义的序幕。暴动后,胡少海任农军团长,而他的弟弟胡老六是宜章各区民团首领之一。有一次,胡少海率宜章农军与民团在他的家乡大战一场。兄弟俩各为红白两方面的指挥官,鏖战结果,红军胜利了,在追击时,胡少海边追边骂:“老六,今天要打死你!”这件事,对我们影响很大,大家都赞扬说:“胡团长真是大义灭亲。”

1928年6月中下旬,江西敌人杨池生部3个团向龙源口进犯,其中一个团攻新七溪岭,两个团攻老七溪岭。4军28团在老七溪岭迎战敌人两个团,我们29团和31团的一个营及特务连守新七溪岭。

23日早晨6点战斗打响,我连控制最前面的一个山头。可能是因为担任迟滞敌人前进任务,头天晚上,上级命令我们撤下去,撤下后不久又命令我们回到山上。等大部队到来,我们才一起向敌阵地攻击。

冲到山脚时,我突然觉得右脚被石头重重击了一下,低头一看,鲜血顺着脚腕流到了地上,扒开鞋袜,见一颗子弹贯穿了脚腕,伤口冒血。我被人背下火线,接着又被送到井冈山的小井医院。这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受伤。

小井是井冈山上的一个小村庄,有十几户人家和店铺。红4军成立后,在这里设立了一所医院。说是医院,实际就是在民房旁搭几间茅屋,屋内的地上铺着稻草,四围用木头围起来,算是病床。轻伤员都睡这种地铺,重伤员就用门板架个床。医院设备简陋,但治疗还是很正规的,分内外各科和药房。药很少,尤其是西药,主要靠打仗缴获些,有时到城市的西药房买一点。

除了较重的外伤,一般都用中草药治疗,就这样也治好了不少人。

一到医院,医生就给我做了检查,由于伤口大,失血多,脚已经肿起来了,但万幸的是,没有伤到骨头。上完药,医生告诉我,安心休养一段就能好。

医院的环境很安静,生活也不错。当时伤病员都发负伤费和营养费,我住院期间部队在莲花县罚土豪的款,还专门派队伍送上山,给我们每人发了2元钱。山下的老百姓经常挑着东西来卖,有鸡蛋、黄瓜、油豆腐等,就摆在病房的窗外,伸手可以买到。在那种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有这么一块宁静的后方,真是太好了。

我想起毛泽东曾向我们讲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任务,用“工农武装割据”这个词来阐述建立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向前发展,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思想。经过一段实践,特别是亲身体会到大小五井(即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重要作用,我对这一思想更为信服。

那时,我们都有一种信心,觉得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绿林”占山为王,割据一块地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队伍好,人才也多,还怕搞不了?当然这还是一种朴素的农民战争思想,毛泽东“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理论则是大大提高了一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使我们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然而,对于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来说,要彻底克服农民意识是不容易的。

1928年7月中旬,我还在医院休养,突然接到团部从酃县捎来的信,让后方的同志能走的都赶到酃县。据送信的同志说,湘南敌人吴尚第8军侵入宁冈,再进永新,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28团从安福,29团从莲花向宁冈进攻,没有打上敌人,便由宁冈向酃县、茶陵进攻。敌人控制了茶陵,我军则控制酃县。我们从井冈山去酃县的时候。听到部队正在议论回湘南问题。29团士兵大多为宜章农民,眷恋家乡,难舍故土,从到井冈山后,他们常常想打回家乡去,现在部队已进到湘赣边界,特别是听说湖南省委的代表也主张回湘南,29团就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回乡情绪。

那天晚上,29团士兵委员会给各营、连发了通知,让第二天早上3点钟起床吃饭,4点钟集合出发去湘南。我党得奇怪,怎么营部没有命令啊?

就跑去问营长,营长说:“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又派人问团部,回话说:军部没有命令。

第二天早晨,队伍果然集合了,团长、营长,连长和各级党代表也跟着集合,我们说:“军部没有命令,怎么走?”干部中也有许多人想回湘南,但组织观念还是有的,认为军部没有命令不能走。干部不动,士兵也不敢走。

等了一会儿,朱德军长来讲话,他大声说:“罗霄山脉的形势很好,还需要我们在这里干!28团不去湘南,你们29团回去行吗?”但是讲不通。朱军长又说:“你们要革命,就要听军长的命令。”有些战士就嚷起来:“军长带我们回湘南去呐!回宜章去呐!”军长说:“28团不去,你们29团行吗?” 29团是农民团,没有28团在旁边,信心不大。朱军长见下边有些犹豫,便说:“你们特务连很听命令,特务连先走,回沔渡去。”特务连确实很好,作为前卫出发了,后续部队有些人就骂开特务连了,但骂归骂,走还是走,各营按次序向东,回到沔渡。

到沔渡后,军委本来可以采取有力措施,说服干部战士,因为当时28团不要求回湘南,29团也不是全部要回去的,如把道理讲清楚,是能说服的,但由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主张回湘南,使部队中的农民意识更加狂烈,军委又采取了迁就态度,最后还是决定回湘南。

部队走到水口,还有两种意见,28团不同意回去,29团也有人不同意回去,就在水口开会。我连党支部派代表参加。他回来对我说:“王尔琢团长反对回湘南,杜修经就指着王团长质问:‘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

在水口停了一天,第二天又走。29团为前卫,28团为本队。29团就是想回家乡,一天走七八十里,28团赶都赶不上。7月24日打下郴州,29团住郴州南门外通宜章的城关街上,28团住在郴州城北。将近黄昏,国民党范石生部从北面来反攻,同28团接触。枪声一响,29团各部就拥到街上,没有命令,没有指挥,建制混乱,也不集合就向南跑,老少和行李担、伙食担夹在部队中乱跑。走出两、三里路,队伍还不停。我看情况不对,28团在打仗,29团不去增援,反而向南跑?我当即命令我连坐在路边不要走动,也不许散兵乱插队。我站在南面最前头,把班长、排长叫来,对他们说:“28团在北边打,敌人还远嘛。上级没有命令就向南乱跑,一定是那些想回家的人发谣风。”

有的班、排长也说:“是发谣风。”

“军长在北面,28团也在北面,我们单独回宜章行吗?”

部队对朱德军长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又佩服28团能打胜仗。我这句话,提醒了他们。大家都说:“不行!”

征得他们同意,我命令回头走,走了三四里,天黑了,听到北面的枪声向东移,而且稀了,我就向东北的岔路走,恰巧遇到28团向东撤退。我问了情况,就跟着28团走。第二天,退到东江,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带着团部和通讯排、特务连共八九十人,四五十支枪,也来了。这时,29团基本散了,总共剩下不到200人,约百支枪,只有我连是保持完整建制归队的。过了天把,全军又退到资兴的布田圩,军委决定进行整编,把军部特务营及29团撤销,所有人员编入28团,朱军长兼团长,原团长王尔琢为参谋长,陈毅仍为军委书记,我调28团第1营第2连当连长。

红4军从组建时的9个团,到现在只剩下28团、31团和留守井冈山的32团,号称八千子弟的湘南农军,经过两次南返,已没有好多人了。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克服农民意识。

时值8月,此次行动被称作“8月失败”,它使红4军遇到了自成立以来最困难的局面。但大家并没有失望。陈毅在行军休息时讲了一段话,使我深受鼓舞,他说:“半年以前,我们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呢。打个败仗要什么紧!再干就是。打剩一个营,朱德当营长,我当营党代表;剩一个连,朱德当连长,我当连党代表;一个排,朱德当排长,我当排党代表;一个班,朱德当班长,我当班党代表。总而言之,革命到底。”

8月1日,正是南昌起义周年纪念日,我们在布田圩开纪念大会,朱德以他那在革命失败时的乐观主义态度,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指出只要努力奋斗,革命一定胜利。由于他的经历、地位和年龄,更易为人接受。

陈毅和朱德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大会后,我就去28团2连当连长,朱德对我说:“这次回湘南,29团只有你这个连保存下来了,现在让你当2连连长,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好。”2连是南昌起义军73团一个营缩编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一个营,战斗力强。我从农民团转到正规团,又带这样一个主力连,真好像自己又回到了“铁军”,当然也感到责任重大。

队伍改编完,我们就在资兴地区和汝城、桂东县一带分兵做群众工作。

有人揭发2营营长袁崇全从郴州回来就想另走一条路,说这个人靠不住。后来有人当着他的面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家伙暴跳如雷,说没有这回事。

后来军委感觉这个人不可靠,决定调动,但还没有执行,队伍要分兵,就由他带着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和2营全部,从住地出发往东南方向一天行程的地方游击。

袁崇全带着6个连向前走,走了一百七八十里还不停下,干部们就怀疑了。以机关枪连党代表何笃才和六连党代表赵尔陆为首,就找其他连党代表和连长商量,都说袁崇全这样走,一定有问题。有个排长李见林(湖北汉川人)说:“他要是反革命,我就敢打死他。”

他们十几人就带着盒子枪到营部质问:“往哪里去?军部有没有命令?”2营党代表也是反革命,假造一套说军部口头交代的。他们不相信,因为出发时团部讲得很清楚,是到布田圩东南五六十里地做群众工作,而现在走了一百七八十里还不停,再分析袁崇全平常的表现,特别是从郴州败退时那种动摇的表现,认为他是要叛变投敌。他们就互相商量,定下主意,约定夜深集合往回走。5连连长是袁崇全的亲信,迫击炮连有3门炮,同营部在一起,不好办。就没有惊动这两个连,其他第6、7、8连和机关枪连半夜集合,调头往回走,急行军100多里,第二天中午回到军部驻地。

住了一个星期,毛泽东率31团3营从井冈山到桂东来接我们。当时,28团1营住在桂东城西南的村子中,军部和3营在龙溪洞一带,离桂东城还有一段距离。1营马上向军部报告上述情况。第二天早上9点钟,朱德和陈毅率军部赶来,靠近1营驻下。毛泽东到了军部,与朱德、陈毅会合,决议重回井冈山。就在那天下午两三点钟,敌第8军突然从北边打来,31团3营被隔断在城东边,冲了几次过不来,就从原路回井冈山了。我们只有一个营在山上同敌人打。打了两三个小时,伤亡很重,我的颈部和左肩受了重伤,这是我从军以来的第二次受伤。在这次战斗中,营长林彪也挂了彩。

晚上,一营清点人数,共伤亡五六十人。次日晨,部队继续撤退。由于伤员多,担架不够用,一些伤员只能骑马或走路。那天,我伤得很重,走路都摇摇晃晃,卫生员找来一匹马给我骑。我们走在队伍的最后。走着走着,听到北边打起来,枪声很紧,而且离我们不远。队伍中有人大声喊:“赶快走!赶快走!”我想回头看一看,但颈部肿得很粗,回不过头,我就扭转身子看,已经看到敌人打的白旗子了。我想上马快走,但身子虚得连马也上不去,就拼命跑。跑了里把路,回身一看,敌人离我只有百米左右。正在紧急时刻,28团4连党代表彭葵从后面赶来,攥着我的腰带上山,这时副营长龚楷带队伍反冲锋,打退了敌人的先头部队,我和许多伤兵,才算脱离了危险。

彭葵是奇石彭家人,彭儒的堂哥,湘南起义时我们就在一起。这次若不是他,我很难脱险,而他却不幸在后来的大柏地战斗中牺牲了。

这一天,我们退到龙溪中洞,第二天继续南进。刚宿营,老百姓说前面30里处的思训圩有二三百人的队伍,还有3门迫击炮。我们一听便知是袁崇全叛部。王尔琢团长恨极了,黄昏后就和团党代表何长工带着2营的3个连去打叛徒。半夜过后把思训圩包围了。叛徒打枪,王团长带传令兵直往街上去,边走边喊:“我是团长,来接你们的!”战士听到是团长的声音,不打枪了。那几个叛徒铤而走险,对着王团长一阵驳壳枪,王团长中弹牺牲,但3个连都归队了。叛徒袁崇全想拖部队走,结果一个班也没有拖成,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团结一致,坚不可摧。

王尔琢团长的牺牲,是红4军的重大损失。他是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投笔从戎,入黄埔一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他临阵沉着,指挥灵活,勇猛果断,是朱德军长的得力助手。他和下级,同甘共苦,能团结人。由于对反革命缺少警惕,竟牺牲在叛徒的枪下,实在痛心。

第二天,我们开了追悼会,朱德亲自主持安葬,毛泽东写了一副挽联: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待到胜利方始休!”毛泽东的挽联,代表了红4军全体同志对王尔琢的悼念与悠思之情。

从思训圩继续向南走了一二十天,终于回到井冈山。一路上,我们这些伤员受到很好的照顾,部队到一地就打土豪,杀猪杀鸡,马上给卫生队送来。

说来也怪,我受重伤,喝几次鸡汤,竟慢慢好了。到底年轻,生命力强。

回到井冈山,我又在小井医院休息了一段时间,大约是9月下旬,我伤愈归队。这时,部队干部作了调整。林彪任28团团长;伍中豪任31团团长;我调28团1营当副营长,营长是胡少海。

这时,宁冈城已被敌人占领,我军驻茅坪、柏露等地区,根据地略有缩小。10月1日,敌周浑元旅的一个营来袭击,28团在离茅坪不远的拗头拢迎战来敌,打垮了敌人,并乘胜收复了新城,恢复宁冈全县政权。接着部队分兵,28团2、3营和31团全部到遂川游击;我们1营和袁文才、王佐部守井冈山。10多天后,敌又占新城。主力回来,再打新城,歼敌一个营;次日追至永新南阳区之四教书院打垮敌一个营,进至烟江。住了一夜,第二天打永新。敌人在东瓜岭一带构筑工事,我们一直打到黄昏,我率两个连虽一度打进了永新城,但敌人主阵地东瓜岭始终没有攻下,黄昏撤退,我部退到禾水南归还建制。

经过一系列战斗,我们克服了8月失败给井冈山根据地造成的困难,重新打开了湘赣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这个时期,有两支国民党的部队起义参加了红军,一支是毕占云领导的,有100多人;另一支是张威领导的,有八九十人。这两支部队起义,对我们影响很大。大家觉得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还有国民党军队倒戈参加红军,说明我们不孤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

打永新回来后,我调28团2营当党代表和党委书记。营长是王展程,湖南石门人,黄埔四期学生。也是在这时,我们听到了敌人要来“会剿”的消息。为了长期守山,特委决定发动军民往山上运粮。井冈山上有些稻田,但产粮不多,部队在山上住久了,吃饭就成大问题,因此要守山就得大量储备粮食。宁冈是产粮区,古城新城一带粮食也多,军队和地方分了工,农民把粮食送到大垅、茅坪、柏露等村,部队转运上山。当时叫做挑谷子。全军上下除了病、伤残外,都去挑粮。我印象中,28团只有两个干部没有参加,一个是林彪,因为身体不好;一个是周子昆,脚上负伤。朱德军长同我们一样,每天步行几十里,用扁担挑粮上山。

朱德军长威信高,一方面因为他善于指挥打仗,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与士兵同甘共苦。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朱军长,虽然当过滇军的旅长,还留过洋,但始终保持着农民的忠厚、朴实和勤劳。闲暇时,他帮助老乡犁田和耙田。

于得熟练,就这一点,也使他与老乡和许多农民出身的红军官兵亲近了许多。

朱德性格谦和,与他接触也比较容易。那时他的夫人是伍若兰,这是一位有文化的革命知识分子,她在湘南起义时是耒阳县委较得力的常委,湘南起义时朱德率部队到耒阳,与她一道工作,颇有好感,县委一些人开玩笑,说他俩很般配,一来二去,他们真的结为伴侣了。在井冈山时,我们常拿这事讲笑话,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记得其中有两句是“朱伍才貌正相当,邂逅相逢于耒阳……”。我用小毛笔把诗写在石灰墙上,张际春看到了,说:“你真是,玩笑开开可以,怎么还写到墙上?”我一听,也觉得不好,伸伸舌头,赶紧擦掉。

大家努力挑谷子上山,是抱定了与井冈山共存亡的思想。我们相信井冈山可以守住,因为井冈山有五大哨口(黄洋界就是其中之一),每个哨口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口子上放一两个连,敌人千军万马也难进来。

12月上中旬,井冈山上粮食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时彭德怀和滕代远率红5军来井冈山。我们在新城开了一个联欢大会,4军、5军和新起义的两个部队及地方干部、老百姓都到了,好多人。主席台的柱子上贴了一副对子,据说是陈毅写的,上首是:“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下首记不得了。这个上联写得很有意思,用了四个新字,把整个形势和任务,都描绘出来了。

5军上山后,敌人“会剿”的风声更紧了,大家都在考虑如何守山的问题。当时有个说法,要留5军守山,4军打到外面去调动敌人。彭德怀军长每天都在搞调查,找老百姓谈,然后一条条路去看。开会讨论时他就说:“留下5军守山不行,兵力不够。”大家就说:“5军有6个连,加上本地武装,兵力怎么不够?”有的同志也说:“5个哨口做好工事,各放一个连就能守住。”彭德怀说:“上井冈山不止5条路,而是9条路。”他一条一条他讲出来。我们在井冈山住了近一年,他说的几条路有些连“山大王”王佐都不知道。28团党代表何挺颖对彭德怀非常佩服,对我们说:“彭德怀这个人不简单,是个好军长。”我和5军没有接触,只在宁冈城听过他一次讲话,何挺颖说他是好军长,我们都高兴。在那四周都是白色恐怖时期,多一个好军长,怎么不高兴!1月4日至7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5军军委在柏露召开会议,正式决定留5军守山,4军打出外线。为了加强井冈山的守备力量,在下山前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由彭德怀兼任校长,从每个连调4名学员,当时全军有20个连,这样就抽调80人,组成了一个连。红4军离开井冈山时,这所学校的学员全部编到5军。这年4月,我们在于都与红5军会合,当时我营有三四个原红军学校的学员跑来找我,要求回4军,我就到军部找毛泽东,请求批准他们回来。毛泽东说:“5军正缺人,哪能把他们调回来呢?我们不能只想自己的部队,要有全局观念。”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4军军部、28团、31团及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余人,从茨坪地区出发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

当我们离开这座战斗了近一年的大山时,都想着很快就会回来的,不料一别竟是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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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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